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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夫妻共同财产的处分应适用善意取得制度 　　案情简介：1997年2至3月间，王某与刘某相识后，逐渐发展成为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后双方商议各自离婚再结婚。1997年8月刘某与前夫离婚，同月王某出资10万元为刘某购买往宅一套，房产所有权人登记为刘某，并由刘一直居住。1998年3至4月，王某又向刘某提供现金5万元和价值3万元的空调，同年4月21日，刘某向王某出具欠条一张，上书：“假如我嫁给别人，我将把购房款10万元、现金5万元、空调款3万元计人民币18万元归还给王某。”事后，双方产生矛盾，王某遂诉至某区法院请求归还上述款项。 　　王某在诉状中称：他与刘某就这18万元之间的关系是借贷关系，该借贷附了终止条件，是一种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现在刘某要嫁给他人，应当视为所附的终止条件到来，刘某理应归还所欠的款项。在诉讼过程中，王某之妻杨某以此18万元是夫妻共同财产，而王某未经其同意擅自处理侵犯了其财产共有权为由要求参加诉讼，但法院未予准许。 　　某区法院一审与某市中级法院二审判决认为：刘某出具给王某的欠条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条关于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的规定，违背了公序良俗，根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意见第75条“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如果所附的条件是违背法律规定或者是不可能发生的，就当认定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之规定，该欠条不能证明王某与刘某之间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其次，王某提供给刘某的18万元实质上是赠与行为，因此判决驳回王某的诉讼请求。 　　王某与杨某对该判决均不服，在判决生效后向某省检察院申请抗诉。某省检察院审查后认为：王某给刘某的18万元未经其妻杨某的同意，侵犯了杨某的夫妻财产共有权，杨某对本案争议的18万元有独立的请求权，法院不准许杨某参加诉讼，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19条“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没有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其参加诉讼”的规定，漏列当事人，程序违法。因此，某省检察院以终审判决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为由向该省高级法院提出抗诉。 　　经某省高院的指令，某市中级法院再审认为：王某给付刘某的18万元时正处于双方同居期间，当时王某并未要求刘某出具任何手续，而是事隔一段时间后为了继续保持双方的同居关系，防止刘某另嫁他人，才要求刘出具欠条。事实上双方同居期间，王某并未要求返还，而是双方同居关系一旦结束，王某想要继续同居目的不能达到，又不甘心金钱损失，才诉至法院。由此可见王某给刘某的18万元是特定目的赠与行为，刘已实际接受，该赠与行为已经完成。其次，王某将18万元给刘某是通过购买实物及现金，而购买的实物又转入刘某所有，实际给付的是货币。货币所有权是以货币为标的物成立的所有权，货币的价值，并非基于货币的物质素材本身，而是基于国家的法律规定和全社会的信赖，因而对于货币的现实占有人，不问其取得原因如何、有无正当权利，而问其货币价值的归属者，尤其是作为交易媒介，货币的所有必须与占有相一致。王某对这18万元系占有人即所有人，其对18万元的处分是有权处分的行为，而杨某并非这18万元的占有人也非所有权人，即使是夫妻共同收入，在王某处保管，由于货币的特殊性质，王某对这18万元有权处分，刘某接受了这18万元就成了这18万元新的所有人，刘某与杨某间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另外，王某以借款纠纷向法院起诉，双方当事人是王某与刘某，杨某不是本案的当事人，因而在实体和程序上都无权请求返还这18万元。据此，再审判决维持了原终审判决。 　　评析：本案历经一审、二审、检察机关抗诉、再审，最终仍以王某败诉、拒绝杨某参加诉讼而告终。但是笔者认为，无论是一审、二审法院还是检察院、再审法院都没有理清本案的法律关系，抓住善意取得制度这一核心法律问题，从而导致判决不具法理说服力，不能令人满意。 　　笔者认为，要正确判明本案，首先要厘定本案中涉及的三个法律关系： 　　-、王某与刘某之间就这18万元发生的法律关系是赠与关系还是借贷关系?我们认为很明显是赠与关系，这在几次判决中也阐述的很清楚。王某在与刘某同居期间，陆续将这18万元转至刘某名下，其目的是想要刘某保持与其同居，依照合同法的有关规定，赠与合同是无偿、实践、不要式合同，赠与标的一经交付，合同便依法有效。但在合同生效后，刘某应王某的要求出具了一张欠条，可视为双方对原合同进行了变更，即对该赠与合同附加了解除条件，即如果刘某嫁给别人，其获得的赠与财产返还给王某。但是我们可以明显看出，该解除条件显然违反法律规定、违背了公序良俗，应认定所附条件无效。但合同的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的效力，且造成无效的责任显然在王某，王不具有合同的解除权，因此，该赠与合同依法有效。 　　二、王某与杨某之间关于这18万元的法律关系。首先应该明确，王与杨是夫妻关系，这18万元也是夫妻共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