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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容并收 独辟蹊径 　　屯溪土墩墓位于新安江流域上游屯溪市西郊奕棋村，1959-1975年共发掘8座墓葬，出土大量精美且极具特点的青铜器100余件，包括鼎、簋、尊、卣、盘、?B、单柱器等。独特的埋葬习俗、明确的出土位置以及风格迥异的青铜器物，让屯溪土墩墓成为长江流域青铜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了解吴越民族的文明进程有着重要的意义。 　　屯溪墓的出土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几十年间对于墓葬年代和族属问题一直争论不休。关于年代主要有三种观点，即西周早中期、西周中晚期、春秋晚至战国早期。关于族属亦有吴越之争，邹厚本、李学勤先生认为此为吴墓；刘建国、李国梁先生认为属于越族文化；刘玉堂先生认为属于干越。本文挑选九件别具特色的青铜器介绍给读者，来感悟吴越文化的独特韵味。 　　1.凤鸟纹方鼎（M3：9）（图一） 　　高22.8厘米，口径纵横26.8-28.5厘米，底径纵横21-25厘米。鼎体为长方体，扁方形立耳，口部为方唇，腹部自口沿至底部微斜向内收，低矮的半圆形环状足。腹部数条凸弦纹间，以两只相对的凤鸟构成主体纹饰，凤鸟长冠垂尾，简单立体的线条，如跃然鼎上，在其下端各饰有一只四足长尾大眼的怪兽，凤鸟之间以突出的凤形棱脊为隔断，腹部四角镶有云状扉棱，精巧细致。矮足部的兽面纹简单抽象，仅保留下眼部和嘴部等特征，突起而模糊化的形象，却不失憨态可掬之感。 　　方鼎作为鼎的特殊表现形式，出现并盛行于商代，西周早中期开始逐渐衰落。方鼎作为商王室的重器，是举行祭祀活动的重要祭器。使用者多是王室成员及高等级贵族，是商代统治者权力与地位的标示物。凤鸟纹方鼎与中原地区商周时期方鼎有着明显不同，鼎体较为低矮，器体较薄。方鼎腹部虽然饰以西周中期流行的凤鸟纹，但是凤鸟的勾勒以及鸟下部的怪兽都显示出不同于中原凤鸟的特色。云状扉棱的装饰更显示出与中原方鼎截然不同的风格。 　　2.编织纹簋（M3：04）（图二） 　　高18.8厘米，口径27.2厘米。口沿微外侈，束颈，扁鼓腹矮圈足，两侧各有一带垂珥的兽形耳。腹部满饰横竖平行几何线条构成的编织纹，其间部分辅以乳丁纹，在腹部的中上部饰有一抽象的变形兽面纹。颈部、足部和耳部均以阴刻纹饰为主，颈部及足部各饰一周勾连云纹。纹饰上的凹凸有致，使得整体装饰显得主次有序。 　　簋多与鼎相配使用，用于盛放黍稷食粮。《周礼?地官?合人》：“祭祀，共篮簋”；《说文解字》：“簋，黍稷方器也。”编织纹簋保留下了中原簋的大体风格，包括商代中晚期开始出现的双垂珥以及圈足等特征。然而扁鼓状的腹部又明显不同于中原商周时期簋的形制，不仅如此，腹部满饰的几何编织纹饰不见于中原商周青铜器上，这种源自江南地区几何印纹硬陶上的几何编织纹，展现出浓郁的地方特色。 　　3.云纹簋（M3：10）（图三） 　　高10.8厘米，口径7.4厘米。整体呈三层状，口微外侈，肩部下收，腹部鼓起。盖顶及腹部饰以斜角云纹，腹部辅以上下两条圈点纹，两侧置有扉棱状耳部。 　　云纹簋形制独特，造型小巧，仅在长江流域发现过该类型的器物。无论器形还是纹饰，都表现出与中原地区商周时期的簋截然不同的地方特色。最奇特之处在于其假盖式的设计，即肩部下收的部分，与腹部相连铸成一体，造成上似覆有一盖的视觉效果。 　　4.父乙尊（M1：90）（图四） 　　高29.7厘米，口径24厘米。侈口，长颈，腹部略鼓，圜底，高圈足，颈部和圈足各饰有两道凸弦纹，腹部兽面纹以云雷纹为地纹，兽面的眉、鼻、目、须及唇部均呈浮雕状突出于器表，并辅以阴刻线纹勾勒出细部结构。尊底内壁上有“父乙”二字铭文。 　　尊在弈棋土墩墓中共出土6件，出土数量仅次于鼎和簋，并且大多数墓葬都至少出土1件尊，如此高的出土频率，显示出尊在该墓葬中的地位是极其重要的。弈棋土墩墓的尊按照腹部纹饰大致有两类，一为棘刺纹尊，一为兽面纹尊，即父乙尊。父乙尊的形制、纹饰均为中原式样，李学勤先生曾认为山西长子西旺村出土的一件殷周之际的鼎上铸有与此相同的族徽。父乙尊的出土显示出中原文化对吴越民族的重要影响。 　　5.公卣（M3：07）（图五） 　　高23厘米，口径纵长10.2厘米，口径?M宽12.8厘米。卣体呈垂腹状。盖冠做圆足状捉手，两侧有犄角。提梁两端做象首。器身及附件满布纹饰，器身以云雷纹为地纹，盖及腹部均饰以垂冠交缠的凤鸟纹，凤鸟顾首而立，整体略凸出于器表，并用阴线刻画出细部纹饰。颈部饰以顾首龙纹，其间以兽面为隔断。提梁以蝉纹为主体装饰。盖及底部内壁上有“公作宝尊彝，其子孙永用”十字铭文。 　　卣是商周时期流行的酒器，用于盛装鬯酒。公卣的形制是典型西周时期中原式样，常见于西周中期。扶风庄白一号窖藏出土的西周穆王时期的丰卣与其形制基本相同，并且腹部均饰凤鸟纹。西周中期流行于在器表满饰兽鸟作为装饰，这种回顾式的凤鸟纹饰在西周时期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