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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高山下的花环》 □ 张守仁 新时期以来,我在《十月》上编发过多部获奖作品,如黄宗英的《大雁情》、蒋子龙的《开拓者》、王蒙的《相见时难》、宗璞的《三生石》、张一弓的《张铁匠的罗曼史》、权延赤的《走下神坛的毛泽东》等;但没有哪部作品,像《高山下的花环》那样产生了全国性的轰动,掀起了一场空前的阅读高潮。当时新华社发了消息,解放军总政治部号召全军学习,教育部、团中央发出联合通知建议中学生在寒假阅读这部优秀作品。李存葆所在的济南部队政治部做出五项决定:一、迅速把作品印成单行本下发至班;二、前卫话剧团立即组织创作组将小说改编成话剧,前卫歌舞团将它改编成歌剧;三、作者把它改编成电影文学剧本,争取早日搬上银幕;四、济南部队文化部和山东电视台合作,把它改编成电视连续剧;五、要求部队广大文艺工作者,学习《高山下的花环》的创作经验,提高军事题材文学作品的质量。当时全国有74家报刊连载,60多家剧团把它改编成话剧、歌剧、舞剧、京剧、评剧、曲剧……国内有8家出版社出版了这部小说的单行本,累计印数达1100多万册,后来还被译成英、法、俄、日、匈、捷、越等十多种文字。 当时有包括北京电影制片厂、八一电影制片厂、长春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制片厂、青年电影制片厂、珠江电影制片厂、峨眉电影制片厂等近十家制片厂争着要拍这部电影。读者来信更是像雪片一样飞向编辑部。一时街谈巷议,盛况空前。这是我在组稿、编稿、改稿时没有料想到的。 一 1982年4月,济南部队歌舞团创作员李存葆来京参加总政召开的军事题材文学创作座谈会。会上,胡乔木就如何繁荣军事文学创作的问题,提出了人民性高于党性的新观点。在那次会上,有的与会者指出,不敢解放思想,束手束脚,无冲突论、回避矛盾、粉饰生活,是军事题材作品不能感人的原因。只有深刻而真实地描写矛盾冲突——外部的和内部的、军事的和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之具有撼动心魄的艺术力量。 我以《十月》编辑的身份参加了那次会议,听了许多部队作家精彩发言。如有的说,提高军事文学的质量,关键在于应该像战争本身那样,如实地、真实地描写它的复杂、尖锐、深刻、众多的矛盾,它所引起的社会各阶层的变动和反应,它在指战员心灵深处产生的波澜,它在参战者内部引发的冲突。绝不能把曲折多变的战争生活筛选、磨平得像长安街那样子坦。有的说:我们写不出像《巴顿》、《这里的黎明静悄悄》那样的作品,是因为框框太多,套套太多,清规戒律太多,怕这怕那,怕被人戴上“毁我长城”的帽子。有的说:军事文学一定要从战斗、战役的繁琐描绘中摆脱出来,把重点放在塑造人物上,塑造了个性化的、多侧面的、有血有肉的英雄形象,才能震撼读者的心灵。有的说:重要的是细节。一个细节抵得上万语千言。比如一只蚂蚁,就有文学价值。战役前,指挥所里静极了,静得听得见一只蚂蚁在军事地图上爬行。这样一写,就把战争打响之前指战员们屏声敛气的氛围烘托出来了。有的说:人类历史上迄今已发生过两千多次大大小小战争,很早就有了军事文学。军事文学总是充满魅力,牵动人心。我国的古代神话《黄帝战蚩尤》、从《国殇》、《战国策》、《史记》到《三国演义》,描写了大量的战争生活。古希腊荷马的两部伟大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俄国的《伊戈尔远征记》、《战争与和平》、美国的《丧钟为谁而鸣》、《永别了,武器》等,都描写了战争。军事文学高度集中了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自由与奴役、残酷与胜利,故始终具有撼天地、泣鬼神的艺术力量,吸引着古今中外一代又一代读者……这些发言,使我大开眼界。 会议期间,大会组织与会作家乘车到河北高碑店去看当地驻军战士打靶演习。大巴车上,李存葆和我坐在一起。我向存葆约稿。他向我讲了三个题材:一个是《月照军营》,是描写军人爱情生活的;一个是《英雄一生》,是叙述一位将军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一直到今天的戎马生涯的;一个是《高山下的花环》,围绕着一个边防连队战前、战中、战后的生活,反映了当时社会上、军队内部存在的种种尖锐矛盾。我听了他的三个题材,对《花环》最感兴趣。于是把自己新搬到北三环中路的家庭地址抄给存葆,热情邀请他到我家里长谈。在交谈中,存葆讲了在前线的所见所闻:当地卖鸡蛋的妇女们,听说伤员需要鸡蛋补养身体,便排着队拎着整篮整篮的鸡蛋送到医院,分文不取。有个战士出征前叫护土抽自己的血输给受伤的战友,自己上了前线,不多久他又被抬回来了,原来他受了重伤,流了大量的血,牺牲了。几个护士流着眼泪,烧了水,替他洗净伤口,揩净身子,把他掩埋了……还讲了后来在《花环》中详细描写的三个细节(军长因为在战前有上级领导把儿子撤向后方而甩帽骂娘、梁三喜留下的血染的账单、两发没有发出的臭弹)。我听了认为这三个精彩的细节内涵丰富。把这三个细节加以开掘、延伸、纠结、呼应,将会给这部小说展示一个宏大、广阔的社会背景。我建议他放开手脚,有胆有识地去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