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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生态法律思想探究 【摘要】董仲舒秉承孔孟、黄老学说思想，融合法、墨、阴阳众家观点形成了自成一体的法律思想体系，提出“大一统”的政治主张，在法律思想上提出德主刑辅 、《春秋》决狱、三纲五常的法治理念和制度，其法律思想在古代皇权社会法律系统中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对当前我国生态法制建设和现代公民思想素质的提高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关键词】董仲舒 法律思想 德主刑辅 《春秋》决狱 三纲五常 董仲舒，汉广川郡（今河北衡水人），因出生于家境殷实的地主家庭，从小饱读诗书，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汉景帝时为博士，公元前134年，汉武帝下诏郡国举孝廉，策贤良，求治国之方略，董仲舒应诏。汉武帝连问三策，董仲舒连答三章，其中心议题是关于天人关系，这便是史称的《天人三策》或《贤良对策》。在《天人三策》中董仲舒提出，兴教化，抑豪强，奉天古法，独尊儒术等主张。他兼收孔孟与荀子之学，又进而吸收阴阳五行和某些神权思想，形成了全新的儒学体系。法律方面，董仲舒还首创了春秋决狱的做法，这不仅在当时，甚至对后世的司法实践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可惜他所作《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今已失传。董仲舒法律思想的形成与成功应用也成为中国封建法律体系走向成熟的标志。 董仲舒法律思想产生的背景与渊源 政治上，西汉初年，统治者在总结秦亡的教训上，提出了“约法省禁”、“轻徭薄赋”、“休养生息”等政策，为社会提供了一个相对平稳的环境。到武帝时，由于前代的积累，社会经济实力大幅增强，这便为西汉发展政策的改变奠定了基础，也为董仲舒的思想提供了成长的土壤。 思想上，西周时期社会生产力低下，统治者利用神权和宗法观念对人民进行统治，“君权神授”思想支配下的神权意识和宗法制度成为西周法律体系的主要指导依据。到了春秋战国，礼乐崩坏，儒家、道家、法家等各家学派学术思想广泛传播，形成“百家争鸣”的态势，虽然儒家试图挽救“礼治”，但各家都有自身的主张，收效甚微。秦朝在统一后实行强硬的文化思想专制政策，独尊法家，社会思想受到极大制约，“法治”更是直接代替了“礼治”，使得儒家思想在秦一朝几乎到了销声匿迹的地步。秦朝灭亡后，儒、道、墨、阴阳等学派从秦朝的桎梏中解脱出来，得到了喘息发展的机会，同时，新兴王朝的政治形势也需要一种统一的大一统思想为其统治提供保障，于是各家各派开始寻求和新政权的合作，这便为董仲舒法律思想形成提供了思想环境。 同时，统治者个人的兴趣爱好和性格对于正统法律体系的形成也有着很大的影响，统治者往往是推动社会某一方面迅速发展或者转变的重要力量。董仲舒“大一统”的法律思想体系恰好迎合了统治者想要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因此得到汉武帝赏识，并能顺利推行其思想主张。 董仲舒是汉代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他曾说：“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①他也在自己的著作《春秋繁露》中多次提到孔子及其“微言大义”，不难看出儒家学说是其法律思想的核心部分。他的法律思想中，“推崇礼治”、“重视德治”、“强调人治”，便是儒家法律思想的最好体现。对于其他学派的观点，他也并没有一味摒弃，而是兼收并蓄，取其可为自用之处。董仲舒承接了孔孟思想，又受荀子的影响，兼收汉初黄老学说思想，在融合了法家、墨家、阴阳家观点的基础上，形成了自成一体的法律思想体系。董仲舒的法律思想直接取材于先秦思想，在“大一统”的引导下，在政治和法律实践中将先秦各学派思想进行融合，为后代法律思想体系构建树立了成功范本。 董仲舒生态法律思想的哲学基础 董仲舒生态法律思想的哲学基础是“天人合一”的有机整体论。他把天人看作一个有机整体。《春秋繁露?立元神》：“何谓本？曰：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天生之以孝悌，地养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礼乐，三者相为手足，合以成体，不可一无也。”《春秋繁露?官制象天》：“天地与人，三而成德。”在该整体中，天和人是相互对应的两大系统。 董仲舒将天人进行了详细对比，找到了天人之间的相似结构和本质。《春秋繁露?官制象天》：“人之身有四肢，每肢有三节，三四十二，十二节相持而形体立矣。天有四时，每一时有三月，三四十二，十二月相受而岁终矣。”《春秋繁露?阴阳义》：“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董仲舒从类别上将天和人统一起来。 在天人有机整体中，董仲舒十分重视人的特殊地位。他认为人超然于万物之上。《春秋繁露?人副天数》：“天地之精所以生物者，莫贵于人。人受命乎天也，故超然有以倚；物?疾莫能为仁义，唯人独能为仁义；物?疾莫能偶天地，唯人独能偶天地。”《春秋繁露?王道通》：“人之受命于天也，取仁于天而仁也。是故人之受命天之尊，父兄子弟之亲，有忠信慈惠之心，有礼义廉让之行，有是非逆顺之治，文理灿然而厚，知广大有而博，唯人道为可以参天。”《汉书?董仲舒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