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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传统宗教思想和当代政治文化发展关系 　　摘 要：政治文化是政治体制的重要内容，“佛道儒”三教合一的传统宗教思想是我们传统文化的核心，以其宗教道德为基础形成了我国社会公民的普遍心理和大众信仰，这些对当代公民的政治心理、政治行为有强烈且深层次的支配作用。本文探讨了我国传统宗教思想与当代政治文化之间的契合与矛盾，并由此提出和论证了我国宗教文化与政治文化之间可以实现相辅共荣的和谐发展。 关键词：宗教思想；儒佛道；政治文化 一、前言 一九五六年，美国学者阿尔蒙德在《比较政治体系》一书中首次提出了“政治文化”的名词。由于政治文化具有强烈的历史性和持续性，它体现了社会公众最深层次的意识、思想、价值观等。这些因素由整个社会代代相传，根植于“民族特性……民族心理”中，一旦形成便很难改变。可以说，政治体制的发展与变革之所以会遭遇阻碍和反复，归根到底是在与本国的传统思想，原有的政治文化不断进行抗争的过程，并在这个过程中便新旧体制逐步融合，由量到质地发生变化，并被社会成员认可接受，最终建立新的彼此适应的社会政治体制和政治文化。 当前中国正是处于这样一个改变与革新的时期。现期我国政治文化是在传统与现代的激励碰撞中逐步前进和蜕变的。其中，传统儒佛道的宗教思想是建构新型政治文化需要妥善处理的内容。 二、传统宗教思想对中国当代政治文化的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思想、本土道教思想以及从汉代以来传入中国的佛教思想为基础融合而成的。在数千年的历史演变中，儒佛道“三教合一”的发展模式使它们彼此的宗教思想，相互渗透，共同为封建政治体制的服务，并形成“异质性”低的宗教理论，构建传统政治文化核心内涵。传统宗教思想中君臣意识，宗法观念、权威政治、家国同构的政治格局等在当代中国公民的意识中仍存在不可磨灭的痕迹。虽然，这些思想某种程度上不利于当代政治改革方向，但不能因此对传统政治文化持完全否定的态度，它们与民主、平等、和谐的政治思想有共同渊源。我们可以积极吸取其中有益于当代政治文化发展的部分，从而以较和缓的方法引导公民政治思想，社会整体政治文化的转型。 我国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是重新发扬儒佛道宗教思想的现实原因。20世纪初，伴随“西学”的风潮中国社会完全摒弃了自身延续千年的传统宗教思想，这种思想革新一度促进了中国的发展，但它同时也带来了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中国是拥有世界最多人口的国家，且是传统文化中全民领教的宗教大国，这种否定自身信仰的思想骤变带来人们精神领域的空缺。韦伯认为“宗教是一个社会最崇高的统治力量”。对于个人而方，宗教是强烈的发展支力，一种归属感，一种自我约束的规则。传统宗教理念形成的政治思想――对“君主”绝对崇拜，对国家意志绝对服从被现代追求民主，平等、自由的政治主张打破，但中国社会并没有准备好与这种新政治文化相匹配的精神土壤。现今中国社会面临的道德丧失，信仰缺失的现象，是传统与现代转接的思想断层，是中国社会发展没有正确对待宗教传统思想的恶果，而这种现状必然阻碍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建构与发展。[1]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我国政治文化的孕育与发展经历了由最开始的崇尚“全盘西化”，否定一切传统文化与传统宗教思想，逐步的到现今新儒学兴起，复兴国学等传统宗教文化的重新活跃，我们对传统宗教的认识和理解逐步迈向了理性和科学。如何科学地批判和继承传统宗教思想，建构当代中国新型政治文化，始终是需要继续深入探索的课题。 三、传统宗教思想与中国当代政治文化的关系 （一）宗教思想与传统政治文化的关系 阿蒙德在《公民文化》中依据公众参与度将政治文化分为顺从型（村民型）、臣民型（地方型）、参与型三大类别。传统中国在儒进道“三教合一”的宗教思想上，形成了臣民――顺从型复合政治文化。[2] 封建制度统治时期的古代中国推行郡县制，即中央――地方两层具有不同的行改体系。在中央行政，建筑设计君主拥有政治的最终决定权，官吏作为中央体制内的“公众”，一定程度上可以参与政策的输入（制订）和产出（实施）。因此形成了有部分政治参与度和政治自由的臣民型政治文化。儒教思想是支持这种政治权威的主要依据：第一，儒教提倡“礼”为核心的社会等级秩序，君臣之间有严格的礼仪要求，尊卑有序，绝对不能逾越，因上官僚阶段层对皇权绝对服从；第二，儒教宣扬“君权神授”“天人合一”，皇帝是上天选定掌管国家的人，这便为政权合法性提供了先验的证明；第三，儒教的伦理纲常是维系政治统治秩序的基础，同时倡导“德治”皇帝以个人的品行治理国家，这为君主集权和个人专断提供了理由。 在地方行政机构中，官员作为政治利益代表垄断了政策的输入和产生，平民百姓作为公众只能被动接受，完全不具备政治参与的可能，因此发展成为顺从型政治文化。此时，佛教为主导，道教为补充的宗教结构发挥了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