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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宪立国：作为现代立国者的张謇 　　论及张謇其人，多数人的关注点不脱“末代状元”、“实业救国者”两种身份。以梁启超、张謇为代表的士绅立宪派，在中国近现代史的主流革命话语中更难见其真。张謇一生的交谊行迹，与晚清近代的民族命运紧紧相系。置身于这一历史大幕之下的改良、革命与制宪人物，合力促成了传统帝制中国到现代立宪共和国的转变。历史进程中的立宪派先后历经晚清新政、海外立宪活动、辛亥革命以及中华民国初期四个阶段，展现出基于宪法方式的社会变革意识。张謇一生贯穿四波立宪派之实践，作为“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一个现代中国立国者，将与时俱进的立宪改良主义精神和现代儒家贯通古今中西之辨的真精神集之于一身，足见其珍贵的历史典范意义。 　　关于张謇这位历史人物，中国近代史学界谈论众多，几乎毫无争议地把他定位为一位杰出的实业家、中国现代工商经济的开拓者，以及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慈善家等等，这些当然是张謇先生的经世事功，在百年前的中国、古今之变的社会大转型中，居功甚伟，无出其右。在此笔者并不准备赘述上述众口一辞的褒扬之语，笔者更愿意换一个视角，从近现代中国立宪史的视角，从一百多年前中国发生的那场举世瞩目的古今之变的国家转型的视角，审视张謇一生的行谊及其理念，揭示他作为一个现代中国立国者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说到立国者，往往给人以神圣与庄严之感，在传统中国史学似乎只有帝王贵胄才配享有此类称号。其实不然，从现代国家构建的法理学来看，现代之国家属于人民主权的国家，凡是参与制宪建国的人物，都堪称建国者。建国者（founders）是一个复数，看美利坚合众国的建国者，就是费城制宪时那一批而不是一个伟大的人物，同样，英国光荣革命之际的建国者也是一批，有辉格党人、托利党人以及威廉亲王与玛丽公主。说到我们的近邻日本，其明治维新时期，建国者也是一群伟大的君主立宪者，诸如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等人。反观近现代中国晚清民国之际这个轰轰烈烈的立宪时刻，古老的传统帝制中国在向现代性的宪制中国转变，历经康梁变法、晚清新政，尤其是辛亥革命，以及南北和谈、清帝逊位，亚洲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共和国――中华民国，在东方大地上勃然而起，参与这场伟大历史巨变的改良、革命与制宪的人物，从康梁变法以降，到四波立宪派折冲樽俎的制宪奔波，再到孙中山革命党的武昌首义，直到袁世凯治下的中华民国，毫无疑问，他们都是现代中国――中华民国的立国者（复数）。 　　几年前，笔者在清华大学国学院召开的一次有关梁启超的会议中，曾经以“大哉，梁启超！”为发言题目，阐释了对于梁任公作为现代中国之立国者的认知，就像我们不能仅仅把张季直视为杰出的实业家、现代中国工商经济的开拓者以及教育家、慈善家一样，把梁任公也仅仅视为“国学大师”、“饱学宿儒”，彰显其在中国学术思想史的尊重地位，这些确实如此。但是，民国初年的那批读书人，他们不是传统的讲席教授、饱学之士，而是致力于现代中国之开国立宪的建国者，梁启超与张季直，他们承前启后，无疑是这批士绅立宪派的杰出代表。记得那篇拙文有这样一段话，对应今天我们纪念与发扬张季直之精神，或许若合符节：“有人从事功层面上质疑梁氏的政治家地位：瞧！他可惜是一位失败的政治家，他不该从事政治这种肮脏的事业，晚年寄托清华国学院，发黄国学，开出新章，才可谓适得其所。但我对作为政治家的梁启超却另有一种审视。我不认为梁氏政治事业的失败是作为政治家的失败，恰恰相反，这个失败反而从另外一个侧面印证了他作?橐桓鑫按蟮牧⒐?性政治家的‘悲惨的’成功。失败的不是他，是我们这个国族，是这个古老中国在经历古今之变中步入政制歧途，而梁氏之与时俱进的国家理念以及立宪惠民的政治诉求，穿越百年尘埃，直至今日，依然是现代中国立国之根基的先声，这岂不是作为一位开国之政治家的最大之成功耶？回望百年中国历史，我耳畔回响的与其说是‘国学’之‘之乎者也’，不如说是‘国是’之‘天地玄黄’。今天我们过于把‘政’与‘学’两厢分隔了，一说到开国者就想起孙中山、袁世凯、毛润之云云，其实历史的真实远非仅仅如此，我更愿说，梁启超、张謇诸人，他们也是现代中国的开国者，而且其承载的历史天命或许更为光明正大与悠久绵远。” 　　具有立宪派品质的士绅精英 　　张謇这批士绅立宪派，他们究竟之于现代中国的政体构建与社会转型起到什么作用呢？这个本来不是问题，但在中国近现代史的主流革命话语中，却成为一个问题，甚至数十年来的革命史观一直就回避士绅立宪派的政治与宪法地位，仅承认他们实业救国、科技救国以及教育救国的辅助作用，把晚清民国之际波澜壮阔的制宪建国史，片面地交付给革命激进主义，认为革命建国是唯一占据主导地位的主题，革命比制宪更为重要和根本。对于这种一味高扬革命激进主义的建国史观，笔者在数年前出版的《立宪时刻――论清帝逊位诏书》一书中，曾经给出不同的看法，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