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乐融 歌词是灵魂.docVIP

陈乐融 歌词是灵魂 　　这一切都是因为一句话。 　　“你必须相信你在做的事情是‘够好’的……”目光触及的当下,我读到的不是被强调的“够好”,而是“相信”。我想这就是它的全部原因了,也是我打开这本《我,作词家》,与14个创作生命相遇的因由。 　　 　　前奏躲在歌声背后的人 　　 　　有些名字,你未必认得,但给你一个歌名、几个句子,脑海里就会立刻响起熟悉的歌声。歌声响起的同时,你或许还会想起听歌时的季节、天气、心情,甚或一段人生故事。 　　活在现代商业社会,无论喜不喜欢,你或多或少都会与这些旋律、歌声(或者只是歌星)打照面。如果你对流行歌曲足够喜欢,说不定还做过抄歌词这种事,某些句子甚至会成为你的人生注解。但你从来不知道,创造这些语句、给旋律以情感的人是什么样子。 　　陈乐融,这位跨足音乐、艺文、媒体、行销多领域的创意人,参与台湾流行音乐界超过二十年,有感于作词人在整个流行音乐产业中一向不受重视的不合理现象,遂发想为同行、也为过去二十多年的流行歌坛留下一份历史记录。 　　在14篇“作词家V.S.作词家”的访谈中,你可看到的,不仅是作词家在旋律与文字间的拉扯,作为商业艺术的创作者在市场和艺术标准之间徘徊的妥协与坚持,作为从业人员与流行音乐产业或远或近、或深或浅的因缘和对产业的深刻见解,更重要的是,这些优秀的创作人所展现的不同人生风景。 　　 　　主歌词人私历史,时代横切面 　　 　　Q:进入写词这一行,方文山是受许常德的影响,许常德是受你一些刺激,而你说你是受医生诗人陈克华的影响。陈克华的歌词有什么特质,让你注意到他? 　　A:在我读中学的时候,台湾已经掀起了一波校园民歌的风潮。我的大学时期就是滚石、飞碟所创造的国语歌曲西洋化最蓬勃的时代。陈克华当时帮飞碟唱片的苏芮写了好几张专辑,其中有一首《尘缘》。这首歌不管从架构、用字遣词,以及它所探讨的一些人生主题,都让我很震动:原来流行歌曲也能关心比较严肃的主题,似乎唱片界还蛮欢迎这类作品。那时候罗大佑、苏芮的作品,都让我觉得,“有为者亦若是”。我就尝试着写了十几首,投给了几家唱片公司。投出去后没有中,我也就放下了,投入到杂志和出版社的工作。后来因缘际会进入唱片公司,我才又开始写。 　　Q:在你进入唱片业时,词人的地位是怎样的? 　　A:我要先说以前的几个大结构。 　　第一,当年版权观念才刚刚兴起。在校园民歌之前,歌坛上都是专业词曲作者给流行歌星写的歌,非常多的作品是必须卖断的,台湾还没有像海外的版税结构。自从校园民歌兴起之后,就是所谓“唱自己的歌”,有些作者开始跟行业主事者抗争,坚持作品不要卖断,慢慢地词曲作者就开始有了新的地位。 　　第二,以价格来说,作词比作曲要少,甚至是少很多。同样是作词人,彼此之间也不一样,不同公司给同一个作者也不一样。市场上没有公定价,总之都不算多。 　　但我们已经站在一个版权制度的起点。 　　Q:书中很多词人说到现在一个“大比稿”(编注:即唱片公司把一个旋律同时发给众多词人,最后从回收的词作中录用一首)的情况,这在当年存在吗? 　　A:在凤飞飞、费玉清那个年代,作者地位蛮低的,写歌的人也很少。唱片公司会固定找一些大牌作者写歌。在校园民歌时代,虽然也有像齐豫那样纯演唱的歌手,但每个人都有一些自己的特色,歌曲的形态比以前多很多,情歌在校园民歌全盛期的五、六年里反而是比较少的。这对国语歌坛来说是一次很好的“换血”,我们接棒的这一代心中知道,虽然有大公司商业化经营,但创作题材是可以多元的。 　　但也是因为整个产业变得商业化,无论从制作、企划、包装、销售、异业结盟等营销面都有了很大的突破,唱片公司对于歌曲能不能卖钱就有了比较大的需求。 　　那时候有没有比稿?有,但并不多,也很少听到词人在这方面的抱怨。唱片公司会用很好的主管、很好的制作人,他们可以替公司找到对的东西。这里面最关键的就是人才。那时候都是以邀稿为主,除非词曲搭配有问题,才会让作者去修改,或再找第二位作者。因为前面有了精准、专业的策划人、制作人把关,所以不会滥用人才,当时对人才的尊重是比较大的。 　　比稿风气越来越恶劣是在21世纪后,不知从哪一年开始,唱片公司里的人不太欢迎词曲一起写,即使是很成熟的词曲partner,唱片公司常常也会只要曲不要词,然后默默换上公司里某一个人的词。就是说,公司里面先分,分完后再来“武林大比稿”,我觉得这种“山头主义”是很不堪的。 　　Q:先曲后词的创作过程,往往也导致词人常被要求配合曲和歌手修改自己的词作。你对改词这件事的态度是怎样的? 　　A:在整个1980到1990年代,除非是特定官方或企业歌曲,很少看???大堆头作词人比稿这件事。唱片公司通常的收歌流程,是先确定制作人。某一时期,大牌制作人往往也是作曲人,所以委请他们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