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话语体系升级环境生态维度.docVIP

改革话语体系升级环境生态维度 　　【作者简介】 黄有光，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经济学系教授、暨南大学经济学院访问教授。 研究方向：中国经济问题、福利经济学与公共政策，提创综合微观、宏观与全面均衡的综观分析。 主要著作：《福利经济学》、《经济与人生》、《经济与快乐》、《快乐之道：个人与社会如何增加快乐？》等。 摘要 经济高速发展而人们满意度相对低下，什么是今后中国应有的发展方向？笔者提出以环保负责的“快乐国家指数”替代国内生产总值，作为国家（以及各省县）的主要成功指标。本文也讨论与此指标有关的一些话语，包括快乐、幸福、福祉等。它们之间有没有差别？为什么偏好使用“快乐”？从快乐研究的成果，能够得出什么政策含义？如何以“轻度家长主义”的方法增加人们的快乐，而避免弄巧反拙？ 关键词 转型 经济发展 环保 快乐国家指数 在中国，自邓小平推动改革开放，几十年来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全世界有目共睹。2012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38420元，较1978年增长了16.2倍，年均增长8.7%。这样的成就在人口基数这么大的国家，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然而，现在中国的人们是否满足？是否快乐？社会是否和谐？是否稳定？中国能否长治久安？可否实现继续发展？即使是像笔者这么天生乐观的人，也不敢排除负面答案的很大可能性。造成如今生产消费大量增加而人们不满、不快乐，社会不很和谐的原因，以及其解决方法涉及的因素很多，包括环保、收入分配、权力的滥用与贪污、制度、道德等。笔者针对今后改革的应有方向，以及有关的改革话语体系问题，提出应该以环保负责的快乐国家指数替代国内生产总值，作为国家（以及各省县）的主要成功指标。本文也讨论与这个指标有关的一些话语，包括快乐、幸福、福祉等，以及一些政策含义。 环保负责的快乐国家指数 对于快乐的心理，社会学与经济学者们近几十年的研究所得出的相当一致的一个结论是，在温饱与小康之后，更高的消费并不能，至少不能显著地增加快乐，尤其是在全社会的范围而言；个人可能可以通过相对地位的提高而略微增加快乐（Diener等，2010；黄有光，2013）。这个发现显然指明，至少在达到小康之后，不应该再用GDP或GNP（国内与国民总产量）为主要的成功指标。Borghsi Vercelli（2012，212页）认为“真正的悖论是还在坚持使用GDP为人们幸福的主要指标”。因此，类似GNH（Gross National Happiness，总国民快乐）等基于快乐的指标的提出非常必要。以GNH替代GNP，是以快乐替代产量，这是非常重要的。因此，中国国内近几年来对这类指标的提出与讨论，是令人振奋的。笔者也很喜见国内经济学者（如于席正、江莉莉，2012）对快乐问题的讨论。 然而，作为比较精确的指标，GNH是不完善的。GNH是总国民快乐。我们应该极大化的不是总快乐，而应该是净快乐。其次，一个国家如果极大化当年的GNH，可能会对其他国家以及将来的人们造成危害，比如对全球环境造成破坏。因此，笔者（Ng，2008）提出比较容易接受的（尤其是每年度）国家成功指标――环保负责的快乐国家指数（Environmentally responsible happy nation index，缩写为ERHNI，“娥妮”）。“娥妮”主要为音译，但也取“娥妮”（美丽女孩）的美好意义，因此，ERHNI是美好东西的指数。 只是一天快乐，马上死去，肯定不好。因此，长期研究快乐的知名学者Veenhoven（1996，2005）提出“快乐年数”（happy life years）的概念。比如一个人的快乐年数=平均快乐×生命年数。如果平均快乐（满分为1）等于0.7，生命年数为80，则快乐年数等于56。 然而，如果一个人评价自己的快乐指数是0到1中的0.5，通常只是勉强及格，总快乐量与总痛苦量大致相等，净快乐约等于零。简单起见，不考虑对他者与对将来的影响。与其有情况A：0.4的平均快乐指数（净快乐等于负的），而长命200岁（很长的受苦生命），得到等于80的快乐年数，不如有情况B：只活80岁，而有等于0.8的平均快乐，虽然快乐年数只有64。因此，这种计算法的快乐年数有误导性。 笔者认为应该以净快乐取代快乐，只算0.5以上的快乐量。根据这修正了的净快乐年数，上述情况A的净快乐年数是负20【（0.4-0.5）×200】，而情况B的净快乐年数是正24【（0.8-0.5）×80】。 考虑到该国对他国与将来的影响，因此，计算每个国家的平均净快乐年数，必须扣除这国家的人均环保（对他国与将来的）危害，才得出该国当年的环保负责的快乐国家指数。因此，环保负责的快乐国家指数（娥妮）=平均净快乐年数-人均环保危害。 由于必须使用相互可比的数据（包括快乐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