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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经济学视角下我国食品安全信息披露制度探究 　　摘要：频发的食品问题，已将我国的食品安全问题推到了“风口浪尖”，通过法经济学的分析，我国食品安全信息披露制度尚存在着“多部门监管”导致的职责不明、信息披露监管形式不适应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以及对食品安全信息披露不法行为的惩罚力度不够等问题。 关键词：法经济学 食品安全 信息披露制度 ▲▲一、问题的提出 笔者通过对速生鸡事、塑料奶茶、毒鸡蛋、劣质食用油、转基因食物等等食品安全事件的爆发，总结一下历来食品安全问题的特点，即几乎每一次的食品安全问题几乎无一例外，只有当人们吃出问题的时候，问题才被发现。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笔者认为，根本点就在于需要矫正食品安全信息的滞后性与不平衡性，而要做到这一点则必须从完善我国现有的食品安全信息披露制度着手。 ▲▲二、法经济学视角下我国现有食品安全信息披露制度存在的问题 日本学者青木昌彦认为，所谓的制度就是所有参与人在社会生活中，通过反复博弈、积累经验形成为自己所认可的行动准则，并用于实践当中成为参与博弈的指南，形成对这种行动准则普遍的信念。所以，他认为：只有参与人相信时，制度才能称其为制度。[1]故一项法律制度必须建立在社会公众的广泛讨论和参与的基础之上，兼顾了大多数的利益才会最终成为法律。[2]一如伯尔曼在《法律与宗教》中所说：“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形同虚设。”例如：政府规定禁止将用于人的药物用于动物，但人们相信通过贿赂监管人员就可以规避此规定，而且这一行为已经成为了普遍现象，就如青木昌彦所说的那样“与其把这项法令视为制度，还不如把这种贿赂现象视为制度更为合适。”[3]因此制度的再生性要求监管者、被监管者、第三者之间的信息交流畅通。 就食品行业而言，食品生产商和服务商都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而食品信息具有公共物品属性，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4]所谓“非排他性”即指一些人享用公共物品带来利益时不能排除其他人同时从中受益，容易形成“搭便车”的现象。“非竞争性”是指消费者的增加不会引起产品成本增加，提供公共物品的边际成本为零，因此，在公共物品的提供中，如其按边际成本定价，经营者就得不到最大利润，就不会自愿提供该类公共物品。根据食品信息具有的上述两大公共物品属性，笔者认为市场提供的食品安全信息不足的主要原因有以下两方面：一是食品生产商和服务商没有披露产品信息的动机；二是市场上没有能够充分担任信息披露者的角色。食品具有经验性和信任性：即食品只有通过使用以后才能判断其品质，而且消费者会依据以往的经验来选择信赖的产品。食品这种特殊的特点就决定了消费者在知情权和选择权等信息占有方面处于弱势，当无法区分正规和非正规的商品时，就会使市场经济的“优胜劣汰”机制失灵，导致食品市场秩序混乱，甚至出现 “柠檬市场效应” 。在此，笔者先建立一个食品安全信息披露制度的数学模型： 首先，界定数学模型构建的基本概念。[5]设：管理者（政府、中介组织等）在信息披露中有两个行为：一是披露行为：a0；二是不良披露行为：a2。被管理者（食品生产商和服务商）选择其中任意一行为都会引起三方面的结果：一是信息披露所支出和消耗的行为成本：C（ai）；二是来自管理者的控制回报（即信息披露与否的奖励或惩罚）：V（ai）；三是自然规律下的自然回报（譬如：信息披露后所获得的社会评价获荣誉）：W（ai）。 当ai行为发生时C（ai）一定会发生，因此成本发生的概率总是1；V（ai）发生概率为Pb（ai）；W（ai）发生的概率为Pa（ai）。其中Pb（ai）实际上是管理者对被管理者的行为ai实现准确观测的程度指标，因为假设管理者只要观测到被管理者选择了ai行为，必定会对管理者施以V（ai），所以也可以称为对行为ai的观测力度。对ai实现较大观测力度的条件是该行为本身具有良好的可观测性，同时管理者对此有较大的成本投入。也就是需要充分的信息公开程度，并且给予成本投入支持信息公开技术建设。 其次，分析信息公开制度下的博弈规则。笔者主要围绕信息披露制度有效条件的数学模型以及诸要素的关系分析，在该数学模型中判断该制度有效无效的标准是：被管理者按良性的披露方式披露即：a0，则该制度有效；反之，选a1，则该制度无效。 若被管理者选a1的期望总回报： （1）U（a1）=P（al）W（al）-C1（al）+Pb（a1）V（a1）+[1-Pb（a1）V（a0）] 选择a0期望回报为： （2）U（a0）=V（a0）+Pa（a。）W（a。）一C（a。） 因此要使被管理者选a0，就必须使U（a0）U（a1） 由此：将式（1）（2）代入，整理得： Pb（a1）[Pa（a1）W（a2）-Pa（a0）w（a0）+C（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