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新史学》对“重写音乐史”的借鉴意义.docVIP

试析《新史学》对“重写音乐史”的借鉴意义 　　引言 　　从学科性质来看，音乐史研究属于史学的学科范畴，而史学学科又具有明显的社会科学属性。因此，社会的发展变化必然会对史学研究产生很大的影响。新时期以来，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诸领域的发展变化是有目共睹的，而这些发展变化又对音乐史学家的历史观和历史评价标准产生重要影响，并且最终引起音乐史研究在史学标准和史学方法上的深刻变化。在历史研究领域，新时期以来，新的史学理论层出不穷，特别是对20世纪西方史学理论的学习，引起我国历史和历史学研究领域在理论基础、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历史评价标准等方面的巨大变化。这种变化对新时期以来包括音乐史研究在内的诸多学科，特别是有关哲学、政治、文化、艺术等领域发展历史的学术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 　　《新史学》是20世纪初期诞生在美国的历史著作，“重写音乐史”的最早缘起是在中国20世纪的80年代末，不同的事项，发生在不同的地域，两者的时间跨度也比较大，《新史学》对于“重写音乐史”仍然还会有借鉴意义吗？这正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 　　 　　关于“重写音乐史” 　　 　　一、“重写音乐史”的缘起 　　这里的“重写音乐史”是指“重写”中国近现代音乐史。“重写音乐史”的话题缘起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关于“重写文学史”的讨论，按照陈聆群的说法，“重写音乐史”是搭上了“重写文学史”的便车。①戴鹏海则是我国音乐界第一个提出“重写音乐史”的音乐理论家。1988年，戴鹏海在一篇文章中②，有感于“重写文学史”在文学理论界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对我国近现代音乐史写作中在史实梳理、人物评价等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严重性进行了论述，并阐述了我国音乐界“重写音乐史”的迫切性和重要意义。 　　然而，这个被戴鹏海称为“更为紧迫，更为艰巨，更需要认真对待”③的“重写音乐史”话题，不知什么原因，在当时的音乐界并未引起多少人的注意。将早就呼之欲出的“重写音乐史”话题再次明确地提了出来，并开始引起学术界的重视，是2001年第1期的《音乐艺术》杂志发表的戴鹏海的文章《“重写音乐史”：一个敏感而又不得不说的话题――从第一本国人编、海外版的抗战歌曲集及其编者说起》。 　　 　　二、“重写音乐史”话题涉及的主要领域及代表性观点 　　在随后不到的四年时间里，《中国音乐学》、《中央音乐学院学报》、《音乐艺术》、《黄钟》、《人民音乐》等多家音乐专业报刊杂志分别刊登文章，针对“重写音乐史”话题展开讨论。冯文慈、戴鹏海、汪毓和、陈聆群、居其宏、梁茂春等长期从事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教学与研究的专家和学者均参与到这次讨论中。鉴于此部分内容不是本文论述的重点，所以对“重写音乐史”讨论涉及的问题，下文只做一个简要的概括。 　　1．关于“重写音乐史”的目的 　　就是希望通过“重写音乐史”的讨论，摆脱在过去占主导地位的极“左”思潮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的不良影响，纠正以往研究成果中由于受极“左”思潮影响而产生的误读，消除这种误读在青年学者中所产生的误导，为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研究创造一个更加有利于其健康发展的学术环境。代表性观点有戴鹏海④、梁茂春⑤和冯长春⑥等学者在各自文章中的论述。 　　2．关于“重写音乐史”的对象 　　这次“重写音乐史”话题，从提出到争论的初期，其对象基本上是围绕着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中的若干问题展开讨论。因为汪毓和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在这一研究领域成书最早、影响最大，最集中体现了在这一学科产生初期特定的学术观念、思想、方法和基本观点，所以自然就成为此次讨论的直接目标。代表性观点是戴鹏海⑦、居其宏⑧、黄旭东和刘靖之等学者在各自的文章中发表的见解。 　　随着讨论的深入，大家逐渐将目光投向更为宏观的史学问题，对历史观问题、资料建设问题、历史人物评价标准问题等更加深层的和更加具有本质意义的问题发表各自的观点。有学者对“重写”的对象的扩展方面，也提出了一些新的建议。如陈聆群发表在2002年音乐艺术杂志第4期上的文章《为“重写音乐史”择定正确的突破口――读冯文慈先生提交中国音乐史学会福州年会文章有感》和居其宏发表在2003年《中国音乐学》第4期上的文章《史观检视、范畴拓展与学科扩张――陈聆群、汪毓和两篇文章读后谈“重写音乐史”》等。 　　3．关于音乐史研究中的史观问题 　　就是通过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发展史上若干史实的“重写”，并且通过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写作背景、写作过程的回顾，对其在音乐界所产生的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及其成败得失等方面的争鸣和讨论，对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进行认真的审理与彻底的反思，对他人的历史观进行拷问，对自己的历史观进行表白。代表性观点有戴鹏海在他的《“重写音乐史”：一个敏感而又不得不说的话题――从第一本国人编、海外版的抗战歌曲集及其编者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