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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二胡艺术的现代精神 　　题记： 　　凡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王国维《宋元戏曲考》 　　 二胡演奏是在２０世纪成长起来的一门艺术，它属于２０世纪，自然也就属于现代！ ――作者 　　 　　由于２０世纪在中国社会、经济、文化诸领域演进过程中的特殊地位，我们常常将它视为从传统“转接”到现代的“分水岭”。从这个时间坐标出发，考察这一百年间学术、文艺所取得的业绩，则更可以寻觅到这一历史性“转接”中的许多“现代”印记。在音乐领域，印记最鲜明者，当属民族乐器及其演奏艺术，而在民族器乐中，二胡艺术堪称代表。无论是创作、表演、教育传承、乐器改革、学术研究、社会维护，其现代精神，几乎随处可见。由此也与自身的传统状貌，形成十分明显的对比。 　　二胡艺术的现代精神从何而来？其“现代性”呈现出哪些特征？对于仍然处于当代语境之中并正在蓬勃发展的民族器乐艺术而言它具有哪些启示意义？这都是二胡界乃至民族音乐界普遍关注的问题。以下是作者本人的一些思考。 　　 　　一 　　 　　所谓“现代精神”，是一个涵盖广大且又复杂的概念，是在建构现代政治、经济、社会的过程中形成并凸显的一种新的人文精神。在中国，人们一般以１９１９年的“五四”运动作为新与旧、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分界。有时，为了张扬新思想和现代精神，常常对旧思想和传统精神采取“革命”姿态或“批判”手段，但在实质上，现代精神的构建不可能以丢弃、否定传统精神为前提，而必须在吸收其精粹并赋予新的诠释的基础上来彰显自己。这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各种人文新学、各类文艺新作所蕴含的现代精神的基本特征之一。 　　当然，现代精神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特别是五四以来的中国，经历过三次内战、抗日民族战争及一个全新社会制度的出现，每个历史阶段所彰显出的现代精神均有不同的内容。凡此，必然会影响到文学艺术的创作和人文学术的研究。 　　二胡艺术的“现代”之旅，恰好也始于这个年代。 　　最初踏上这个“现代”之旅的行者，就是杰出的现代民族音乐家刘天华先生。在那个虽备尝艰辛但又富有进取的年代，在被时人认为“最没长进的学问”①的音乐领域，刘天华如取火者那样，把现代人文精神引入二胡创作、演奏和教学中。首先如创作，他用了十余年（１９１５―１９３２）写出名垂青史的“十大名曲”和一套“练习曲”；次之如演奏，通过两个弦种（Ｄｏ―Ｓｏｌ；Ｓｏｌ―Ｒｅ）、多个把位、多种左右手技巧，把“伴奏的二胡”变为现代音乐会上的“独奏二胡”；再次如教育传承，在萧友梅的支持下，他以极大的魄力把所谓“叫花子”演奏的二胡列为北大音乐传习所的一门专业，并先后培养出蒋风之、储师竹、刘北茂、陈振铎等整整一代优秀的二胡演奏家和教育家。与传统二胡艺术相比，无论哪一点，都闪现着一个“新”，创造出一种从未有过的乐风。当时，以刘天华为代表的国乐界，将此种做法称为“改进”。他们的基本追求是：“一国的文化”“必须一方面采取固有的精粹，一方面容纳外来的潮流，从东西的调和中，打出一条新路来，然后才能说到‘进步’两个字。”这里所谓“新路”“进步”，实质上就是五四时代的新文化精神。尤其是他的二胡创作，就其整体的价值而言，让我们很自然地联想到二三十年代民间文学、民俗学、人类学、考古学领域的一系列学术成果。民间文学如北大刘半农、周作人、沈兼士等人发起的“歌谣”采集运动，十余年间收集民谣万余首（１９１８―１９３６）及其代表性著述《孟姜女故事的转变》、《孟姜女故事研究》（顾颉刚，１９２４，１９２６）②，民俗学如顾颉刚的《妙峰山》（１９２８）③，人类学如林纯声的《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考察报告（１９２９）④，考古学如李济、梁思永等在安阳对殷墟进行的科学发掘（１９２８）⑤，它们的学术领域不同，但都是在新文化精神的影响下在本学科开展研究的新成果，堪称中国现代人文学科的里程碑。在一个古老文明向现代学术转型的当口，这些新学、新作，有如空谷足音，为中国的人文学术平添了一股清新的风气。刘天华的二胡创作不仅在时间上与它们契合，更在人文精神上与它们取向一致。无论是抑郁、凄然的《病中吟》、《苦闷之讴》、《悲歌》、《独弦操》，还是愉悦、怡情的《良宵》、《月夜》、《烛影摇红》、《闲居吟》、《空山鸟语》乃至昂然、奋进的《光明行》，无一作不无新意，无一作不是某一新观念、新技艺的探索和尝试，无一作不是为了给二胡“打出一条新路”。而所有这些成功的实践，皆因为它用崭新的音乐语汇回应了那个大时代的呼唤，表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现代精神。 　　也许有人会问，刘天华在其二胡作品中融入现代精神比较好理解，但阿炳呢？他的作品中的现代精神表现在哪里呢？ 　　是的，依据阿炳的人生经历和他的社会文化背景，我们始终把他看成是与刘天华很不相同但历史贡献、历史地位皆可比肩而立的杰出民间音乐家。但具有民间音乐风骨并不等于缺乏现代精神。特别是不朽的、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