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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款保险机制下农村中小金融机构应对策略 　　存款保险机制作为某种正向激励安排，并不立足于弱势金融机构的市场退出，而在于避免不必要的市场退出以及过高的成本在金融体系和社会蔓延。相对弱势的农村中小金融机构应审时、顺势应对，进行金融创新，加强流动性风险管理，建立费率动态目标管理的长效机制 与经济社会的许多制度一样，存款保险机制自其诞生之日起就争论不息，但事实上，至少在近200年的近现代银行业发展进程中，似乎还没有哪一种更好的机制可以取代它。存款保险机制即使在覆盖面、保费、职能上存在差别，但已经成为全球绝大多数国家共同接纳的一种金融安全网设置。 在我国，存款保险制度设计实际上并非新生事物，以更为“显性”公开的机制取代由中央银行承担无限责任的“隐性”担保，或者说，由银行购买存款保险其实是某种权责更为对称的制度安排。 一种可能存在的误读是，存款保险机制的出现将使监管者更有勇气实施存款类金融机构的市场退出。实际上，隐性存款保险机制存在的30年间，也有城市信用社、信托公司、农村信用社甚至一些股份制商业银行等相当部分的金融机构关闭，只是市场退出的成本分担机制存在差别而已。另一种在全世界学术界普遍流行的看法是，存款保险机制会造成中小金融机构更高的道德风险――既然存在保险，则可尽可能放心大胆地实行高风险经营。但至少在中国，这一判断不存在现实基础。当前央行作为第三方提供全额保障本应使金融机构更具冒险精神，而事实上，大多数中小金融机构仍然活力不足、创新有限、满足于获取利差收入。反过来，如果说道德风险真的成立，那么一种有限的、由金融机构自身支付一定成本的保险机制一定优于第三方全额保障。 当然，存款保险机制推出作为一种制度冲击，势必对银行业市场结构造成显著影响，无论政策设计者还是机制的接受者，均需应对变局，作出安排。 深刻改变市场结构 存款保险对银行业市场结构的影响势必是深远的，且在发展初期面临极大阻碍。这是因为，第一，作为一种更为公开透明的制度，其势必影响到存款人的选择；第二，作为一种直接增加银行业机构财务成本的政策，势必造成习惯于获取低成本资金来源金融机构的抵触。然而，只要总结20世纪90年代的金融“三乱”和此后国家财政和公众为此承担的巨额成本――国家关闭农村合作基金会、信托整顿、城市信用社全行业市场退出、补充国有银行资本金并剥离不良贷款、农村信用社历史包袱化解，花费数以万亿计的货币和财政资源，唯一的结论是，存款保险是造就中国更为健康金融体系的必由之路。具体而言，一旦该制度以法定形式推出，必然形成银行业如下结构演变。 银行业竞争格局的“J曲线”效应 长期以来，中国银行业市场结构没有发生显著变化。大型银行占主导地位的格局一直得以延续，社区型中小商业银行往往在无所不在的寡头竞争中艰难成长。截至2013年底，大型银行总资产达66.5万亿元，而中小银行为34.9万亿元，恰好约为2?1。可以预见，中国的存款保险机制会遵循覆盖所有存款类金融机构、按照安全性差别实施差额保费的国际通行原则，这就意味着在存款保险机制推出初期，很可能出现中小银行因费率更高而导致财务成本升高，在经营中面临更大压力的情况。但是，恰恰由于中小银行具有“轻资产”性质，其业务条线、网点甚至人员结构调整能力更强，对财务成本的敏感性更高，因而在未来市场占有率提升的概率将进一步提高。因此，中小银行在存款保险机制推出初期受到更大压力，但之后形成更高反弹的运行轨迹将构成银行业竞争格局中的“J曲线”效应。 差别保费制度的银行评级效应 差别费率是保险的基本激励制度，这就形成了对银行的评级效应，即存款人从费率高低可判断自身存款的安全性，并据此作出抉择。这可能形成前后相继的两种现象：第一阶段的存款搬家。由于中小银行特别是农村地区存款类金融机构一般抗风险能力相对较低，势必缴纳更高保费，存款人据此把金融资源存放于费率更低的银行。第二阶段的市场均衡。中小银行恰恰可以理性地预期到此种情况对自身流动性或融资成本的影响，在安全性、面向客户的增值服务、产品多元化等层面加以应对，实现费率的逐步降低，并进而实现客户和流动性的稳定。实际上，在财产险市场上，可以观察到的典型案例是动态调整的交强险对驾车者的正向激励效应。 变革初期的流动性紧缩效应 在宏观层次上，存款保险机制的最大难点在于流动性紧缩效应。其基本含义是，即使存款保险仅仅针对当前36万亿元的个人存款，全体银行按照一定比例缴纳保费均意味着流动性的直接锁定，银行可贷资金势必出现一个“陡坡式”下降。当然，此后存款保险公司可以根据银行存款增量变动确定新增保费归集，但是初期的流动性冲击似乎在所难免。这一冲击将在两个市场同时表现：一是银行间同业拆借、票据和债券市场的流动性紧张；二是银行信贷市场因缴纳保费而出现事实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