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发展-功能界定、机制研究和发展战略.docVIP

绿色发展:功能界定、机制研究和发展战略 　　摘要 中国是一个人均生态财富较低的国家，资源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中国发展的最大挑战，绿色发展已经成为中国发展的战略选择。本篇论文对绿色发展的功能界定、机制分析以及发展战略进行系统性分析。从功能界定上讲，绿色发展观是第二代可持续发展观，强调经济系统、社会系统和自然系统间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调性。在机制分析中，论文构建了绿色发展的“三圈模型”，分析了经济系统、自然系统和社会系统的共生性和交互机制。其中，绿色福利是绿色发展的目标，绿色财富是绿色福利和绿色增长的基础，绿色增长是绿色财富累计和绿色福利增进的手段。作为绿色发展的核心，绿色增长有赖于有效的绿色增长管理。在发展战略上，论文探讨了绿色发展能力（包括识别能力、投入能力和评估能力）和绿色发展战略（包括绿色规划、绿色金融和绿色财政）。绿色规划是绿色发展战略的战略引导，引导各级地方政府放弃GDP本位主义，把绿色发展的理念融入到地方发展规划的实践中。在政策工具上，充分运用绿色金融和绿色财政政策，引导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绿色生产和绿色消费。对中国发展而言，绿色发展战略不是一个可选择的战略，而是一个必须要遵循的发展战略，是全面推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和生态建设等五大建设的抓手。最后，论文给出了实施绿色发展战略的政策建议，包括完善绿色发展规划、强化绿色投入以及突出绿色政绩考核等。 关键词绿色发展；绿色增长；绿色财富；绿色福利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04（2014）01-0014-07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4.01.003 自18世纪中叶，西方国家主导了三次工业革命，经历了“蒸汽时代”（1750-1850年）、“电气时代”（1850-1950年）和“信息时代”（1950-2000年）。在工业文明为人类社会创造巨大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加剧了人与自然的矛盾，全球生态环境持续恶化，异常气候所导致的自然危机日益频繁，资源、能源供给日趋紧缺[1]。进入21世纪，人类社会进入第四次工业革命，即绿色工业革命，发展模式将从前三次工业革命的“黑色发展模式”转向全面的“绿色发展模式”。从世界范围看，中国是一个人均生态财富较低的国家，资源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中国发展的最大挑战，中国的能源消费和二氧化碳的排放都已经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这不但对全球造成了巨大的负外部性，同样也严重脱离了中国人均资源紧缺、生态环境脆弱的基本国情。例如，世界森林覆盖率在2010年约为31%，我国约为世界平均水平的66%，人均森林面积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6%[2]。因此，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有影响的新兴经济体，中国不能脱离国情和世情走传统的西方工业化过程中的黑色发展道路，而是应顺应绿色工业革命的世界趋势，寻求中国的绿色发展道路。更进一步来说，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新兴经济体也应当成为这场绿色工业革命的倡导者、创新者和领跑者。中国如果能够成功实施绿色发展战略，不仅为中国开创一条新型的跨越式发展道路，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提供示范和启示，具有世界意义。 1功能界定：发展观的演化 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对发展的认识不断深化，在不同发展阶段形成了不同的发展观。工业革命后形成的传统发展观是以工业技术革命为依托，以资本主义制度为基础，以物质财富的增加为目标，强调资本积累和高投入、能源和初级产品的高消耗以及伴随增长过程中不加限制的消费增长，形成了增长至上的发展观，甚至是GDP崇拜（GDP Fetishism）。传统发展观的功利主义必将导致经济增长逼近甚至是超越生态边界（Ecological Boundary Conditions），导致增长的终结以一种崩溃的方式发生以及人类福利不可控制地下降。因此，不顾生态边界条件的增长模式必然是不可持续的，而人类社会的发展至今没有完全脱离传统发展模式。 1987年，联合国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把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1992年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可持续发展取得世界共识。与传统发展观相比，可持续发展强调人力资本投资、减贫，主张经济发展应当充分审慎自然资源的承载能力。尽管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具有进步性，但是可持续发展的仍旧是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的发展观，强调修正人类控制自然的模式，对传统发展观只是一种被动的、修正式的调整。此外，虽然可持续发展观获得全球共识，但在实践上没有形成足以扭转传统发展模式的全球行动。其重要原因在于缺乏有效的国际机制：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依托自身的技术优势和市场优势占领国际产业链分工的高端部分，通过经济全球化把资源消耗高、污染排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