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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政治视角下文学探究会和创造社 　　摘要：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的翻译论争一直以来都被简单地归类为“为人生”和“为艺术”的分歧。本文从翻译的政治这一全新视角入手，分析了当时文坛及社会的复杂关系，考察论争根由。 关键词：翻译的政治；文学研究会；创造社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12-0113-02 纵观中国翻译史，众所周知的三大翻译高潮中，影响最大、波及范围最广且参与者众多，同时推进中国新文学、新文化诞生的，非“五四”运动带来的轰轰烈烈的现代翻译莫属。1919年新文化运动愈演愈烈，兼之俄国十月革命，中国知识分子意识到仅仅介绍西方坚船利炮、机械工业不足以唤醒民志、拯救民族。因此，一方面，为了影响当局、启发民智，大批知识分子投入到介绍西方文学的行列；另一方面，出于个人理想、求学经历，不少知识分子译介自己欣赏的文学作品。由此，20世纪20年代左右的中国文坛先后涌现了如新月社、新青年社、学衡派等百花争鸣的文学社团。其中，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最受学界关注。 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的翻译论争一直以来都是文学翻译史方面的学者们研究的热点。杨联芬（2006）从期刊和思潮的视角考察了两个学派译介文学作品的选择倾向性，认为双方是“为人生”和“为艺术”的分歧。站在中国现代文学社团发展史的宏观角度，朱寿桐（2004）高度认可了论争双方对中国新文学的精神和思想贡献。透过翻译论争你来我往的文字矛盾，本文首先试图考察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的构成及社团活动重心，其次从更深层次――翻译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translation）角度解读论争背后的文本择向、翻译目的及翻译批评等，最后分析论争的真正根由。 一、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 文学研究会成立于1921年，其发起宗旨之一就是“介绍世界文学”，发起者包括沈雁冰、郑振铎、周作人、许地山、鲁迅等。同年，文学研究会承编《小说月报》，将其作为机关刊物，并在第12卷第1期发表的《改革宣言》中，特别强调了译介外国文学对于中国新文学发展的意义：“……将于译述西洋名家小说而外，兼介绍世界文学思潮之趋向，讨论中国文学革新之方法。同人认为西洋文学变迁之过程有急需介绍与国人之必要。”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文学研究会重点介绍俄国、法国、北欧及“被损害民族国家”等现实主义因素较强的作品，并出版专题专号。在引入外国新思潮和名家名著的过程中，特别注意译介“为人生”的作品，如契诃夫、莫泊桑等。由于该会的同业工会性质，它网罗了一大批新文学人士，在当时的中国文坛首屈一指。 创造社成立于1921年的日本，主要成员有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张资平等。作为创作和翻译的主要阵地的《创造》季刊，于1922年创刊第1卷刊印浪漫主义诗人“雪莱纪念号”，之后《创造周报》、《创造日》延续了浪漫主义文学译介。作为异军突起的文学社团，他们提倡“为艺术而艺术”。 不满于1920年10月10日《学灯》将其作品刊登在周作人的译作及鲁迅文章之后，郭沫若致信给《学灯》编辑李石岑，信中说：“我觉得国内人士只注重媒婆而不注重处女：只注重翻译，而不注重产生。……总之，处女应当尊重，媒婆应当稍加遏抑。”由此拉开了论争的帷幕。郑振铎1921年6月于《文学旬刊》上发表《处女与媒婆》反驳其言论，之后他在《翻译与创作》一文中，将翻译比作“奶娘”：“翻译者在一国的文学史变化更急骤的时代，常是一个最需要的人。虽然翻译的事业不仅仅是做什么媒婆，但是翻译者的工作的重要却更进一步而有类于奶娘。” 之后，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就文学和艺术的关系、欧洲文学译介、翻译批评等方面开展了持久的翻译论争，双方的几乎所有成员都参与集中，笔伐言斥对方，客观上为现代文学和新文学的形成和发展增添了动力。 二、翻译的政治 翻译的政治最初源于上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文化研究。1971年，当代法国著名哲学家、思想家福柯发表《话语的秩序》，认为翻译的政治就是关注话语的秩序，也就是“微妙的、独特的、隐藏于个别下的各种各样的痕迹”。进人90年代，翻译的政治问题研究进入了比较成熟的阶段，随着学界解构主义和后现代颠覆传统研究步伐的加快，许多学者纷纷从文化批评、解构主义、后殖民批评、女性主义批评等视角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多元主义探讨。 美国文化批评家安德列Andre Lefevere）于1992年推出了《翻译、改写与文学名声的操控》（Translation，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这部专著，系统提出了充满浓郁权利色彩的操控着中心的“改写”策略。“翻译就是最明显地得以认同的改写种类，并且是潜在意义上的最富于影响的种类，后者的原因是它能够通过他种文化彰显作者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