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鲁大学没有教会我三件事.docVIP

耶鲁大学没有教会我三件事 　　进入耶鲁或任何一所常春藤，对一个人的成功究竟有多重要？获得了引人注目的履历、人脉及最好的大学教育，但付出的代价又是什么？ 乔治?布什（George Bush）与副总统理查德?切尼（Richard Cheney）在白宫当政的那八年里，中国人喜欢开玩笑说，从耶鲁（Yale）毕业能当总统，从耶鲁辍学能当副总统。今年有五百名中国尖子生会争夺耶鲁大学2012级的区区十来个学位，因为他们相信耶鲁文凭能带来一生的成功、幸福与意义。 就像他们在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同伴们一样，这五百名中国学生似乎一辈子都在为了进入常春藤而努力。他们每天花两小时练钢琴、花一小时学游泳。他们不仅会解最难的奥数问题，而且还自学计算机编程。在北京四中、复旦附中或南京外国语学校里，这些学生往往是学生会主席；他们在艾斯特（Exeter）、安多佛（Andover）或者霍奇基斯（Hotchkiss）高中交流学习了一年，在青海的孤儿院当过志愿者，同时还上着最难的课、维持着完美的成绩、并拥有着2300以上的SAT分数。或许他们缺少睡眠，也没什么朋友；或许他们总是身负压力，并且没有安全感；但他们知道，只要进入了耶鲁就成功了，就不再会感到如此的孤单与忧伤了。 然而，事实真是那样吗？进入耶鲁或任何一所常春藤学校，对一个人的成功究竟有多重要？我们都知道进入耶鲁能获得什么：引人注目的履历；有钱、有名、有权的同学与朋友以及最好的大学教育。可这一切的背后有没有代价，又需要怎样的付出呢？ 18年前申请耶鲁大学时的我，就像今年的中国申请生们一样，相信进入耶鲁就是一切的答案。于是我上了学校里最难的课，在上学与回家的地铁上背SAT单词，加入了足球校队，当上了校报编辑，并且每天只睡四个小时。在最后，这一切的压力与孤独似乎都是值得的，因为耶鲁和我仿佛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在进入耶鲁后，我钻研最深奥的书籍，面对了最苛刻的教授，并且发展出了高度的分析智能（Analytical Intelligence）――这让我得了不少奖，也备受教授们的赞许。1999年大学毕业之后，我心中确信在耶鲁教育的武装下，我能够征服全世界。 而如今，在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变得成熟之后，我没有当年那么肯定了。是的，耶鲁让我看到了新的世界，但它也让我忽略了其他的领域。是的，耶鲁让我明白我可以走出自己的路，可以去任何地方、做任何事情。但它也灌输给我一套狭隘的成功定义，这让我注定会失败、孤单与不快乐。是的，耶鲁鼓励我去追求自己的梦想。但它也让我对那些能帮我实现梦想的人们心生鄙夷。 当然了，我之所以是今天的我，有至今的所作所为，并不全因耶鲁。耶鲁录取的学生是广泛而多样的――最终，我们在大学与生活中的经历取决于自身的态度与选择。许多经济学数据都显示，上哪一所大学对我们未来的工作收入、社会地位以及幸福程度没有多大影响。然而，在仔细回想过后，我认为耶鲁大学是一所自我选拔的（Self-selecting）精英主义学府。掌管这所学校的学者们希望将自己的选择与态度复制到学生身上，正因如此，他们没能教会学生三个重要的人生道理。 那么，下面就是三件耶鲁没有教给我的事。 首先，我没能明白，正如哈佛教授霍华德?加德纳（Howard Gardner）在《智能的结构》（Frames of Mind： The Theory of Multiple Intelligences）一书中所说，分析性智能――做数学题、分析书本与写论文的能力――只是许多种智能中的一种。城市理论家理查德?佛罗里达（Richard Florida）在《创意阶层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Creative Class）一书中研究了真正具有创新力的公司与城市，他发现这些社区往往开放而宽容，具有多样性与灵活性，并由拥有社交技能与同情心的人们维系在一起。正因如此，理查德?佛罗里达认为情绪智能（Emotional Intelligence）――解读并操纵社交情境以及他人情感的能力――在如今比分析智能更重要。 但是，耶鲁却只明白、只欣赏分析智能。耶鲁的招生官注重学生的SAT、AP考试成绩、高中成绩单以及申请论文，这些都是学生分析智能的体现。耶鲁的教授们偏爱冷血而残酷的竞争性课堂，学生们在其中通过攻击彼此的逻辑而提升自己的思维技能。是的，在这种过程中学生们的逻辑推理能力得到了加强。但是，他们的情绪智能却被削弱了。在耶鲁大学，学生们你争我斗，为了得到法学院有限的学位，他们凶残地将彼此对《李尔王》的分析批判得体无完肤。在这种充斥着个人主义、竞争激烈的氛围中，我学会了如何将冰冷的分析智能作为盾牌，以伪装自己在耶鲁文化中所感到的痛苦与压力、不安与孤寂。在耶鲁大学，大家都认为我很聪明；可在现实世界中，人们却觉得我骄傲自大、高高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