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楷模及其塑造.docVIP

道德楷模及其塑造 　　道德楷模的塑造有一项更为基础性的工作――找到我们民族永恒的道德伦理理想，这是当代德育工作者的基础性工作。 　　从古至今，中国大概算世界上最热衷于树立道德楷模的民族，从古代的明君忠臣、贞妇烈女、孝子贤孙，到当代的共和国卫士、人民公仆、劳动模范，可以说灿若星辰。就笔者观察，这应该说是中国独有的文化现象，而且更独特的是，这些道德楷模的塑造往往基本由官方主导，至少得由官方背书。为什么中华民族热衷于塑造道德楷模？中国当下又应该如何塑造新时代的道德楷模呢？ 　　一、塑造道德楷模的原因 　　中国热衷于塑造道德楷模应该和中华文明根基的独特性有关。与其他民族以神话史诗以及悲剧开启文明序幕不同，中华文化的基座是以儒家经典为基础的伦理学说，这决定了中国社会需要具体生动的事迹来传播典籍中抽象化的伦理道德规范。自从儒家思想成为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之后，中国便强调伦理秩序，注重道德教化，并为此制定了一系列教条来规范个人行为准则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纵观中国历史，我们会发现中国古代先贤的道德文章洋洋洒洒堆积如山，涉及个人家庭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为君要仁、为臣要忠、为父要慈、为子要孝、为夫要贤、为妻要贞，即便为寇也要讲江湖道义。中国大概是世界少有的以伦理道德训诫为文化核心的民族，因此我们称自己为礼仪之邦是很有道理的。 　　实际上，人类任何文明都有着对于道德感的不懈追求。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与人类学教授查特吉就曾经指出，文明时代开启之后，将道德感作为自己与动物之间的区别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可见，每个民族都需要道德规范，自然也需要道德楷模来引导人们的行为，规范人们之间的关系。但就世界上绝大部分文明而言，这种道德楷模产生于民族文明的初始阶段，以早期文学经典中的神、英雄与圣人的形象代代相传。这些形象及伟大事迹不仅仅是文学遗产，很多时候也成为这些民族宗教信仰的一部分，家喻户晓，不时吟颂，深入骨髓。比如西方文明的源头二希文明的早期文学就为古希腊人甚至后来的西方人树立了各种道德楷模：神话中有敢于反抗父权压迫的宙斯，不畏强暴造福人类的普罗米修斯，拥抱智慧、勇气与正义的雅典娜；史诗中有英勇的阿伽门农与阿克琉斯，不忘家庭责任的奥德赛；悲剧中有敢于反抗命运的俄狄浦斯，有?猿秩思湔?道的安提戈涅，有敢于追求个人幸福与尊严的美狄亚；希伯来文明的文学典籍《旧约》更是塑造了各种舍身忘我的先贤来作为希伯来民族甚至后来基督徒的道德楷模。印度民族的两大史诗也承担了这样的使命。这两部人类最早最长的史诗塑造了坚持“正法”的般度五子与罗摩以及以希多为代表的坚守贞洁的妇女楷模形象。其他东方文明如埃及巴比伦文明中的道德楷模也主要通过早期的文学来塑造完成。 　　中华文明在这方面是独特的。中国汉民族没有自己的史诗，而且早期的神话又未构成完整谱系，无法系统承载一个民族的道德伦理传承。中国早期文明中缺乏具有厚重感的叙事文学来完成我们这个民族道德楷模的塑造，而到叙事文学初具规模的隋唐以及叙事文学繁荣的明清时期，中国道德伦理体系的基本框架已经塑造完成。这样，后来的历朝历代，不得不依据现实需要去塑造特定时期的道德楷模。 　　二、中国道德楷模塑造的历史 　　国人明白需要道德伦理规范来引导人们的行为是中国进入国家状态之后的事情。在早期文学形象无法深入人心传播道德理想的状况之下，中国只得求助于社会哲学，于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被推上了至高无上的地位。然而，通过伦理教条规范大众行为存在明显的缺陷。首先，说教与实践脱节。由于儒家伦理只提供了特定身份中人们行为的基本规范，并没有设定具体情景下人们的行为方式，因此导致说教不能穷尽具体情景之下的各种可能性；其次，道德教条过于晦涩，需要通过专门教育阐释才能被人所理解接受，因此导致其在传播过程中穿透力有限，无法抵达底层大众，自然也就无法指导多数人的行为；最后，儒家的伦理教条也被不同时代的人所阐发，他们的解释也就不尽相同，有时候甚至相互矛盾，让人无所适从。 　　统治者意识到说教的局限性之后，开始基于统治的需要来塑造道德楷模，以便其意识形态能够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然而不幸的是，伦理道德哲学的出现远晚于文学，而以道德楷模的塑造来完成伦理道德的传播则要更晚一些。在国家确立之后，道德楷模的塑造便不可避免的服务于国家政治，服务于统治阶级的需要。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国家出现之后塑造的道德楷模缺少了个体作为人的原始道德追求，包括对于个人幸福快乐以及自我完满自我实现的勇敢追求。 　　在中国古代漫长的历史长河之中，统治者曾经树立过无数道德楷模。这些楷模的塑造主要围绕“国”与“家”这两大领域展开，以儒家伦理道德为基础来进行。在“国”这个领域的道德楷模主要以明君、清官、忠臣等形象为核心，明君如唐宗宋祖，清官如海瑞、包公，忠臣如于谦、岳飞等；在家庭这个场域主要以孝子贤孙、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