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莫言的原著加点儿“醋昧”和“酱味”.docVIP

给莫言的原著加点儿“醋昧”和“酱味” 　　从张艺谋执导的电影《红高梁》，到郑晓龙执导的电视剧《红高梁》，以及在舞台上出现的评剧、豫剧、茂腔、舞剧，都对小说原著进行了符合各自艺术呈现形式的改动，掀起了中华大地的“红高梁热”。如今山西省晋剧院又将《红高梁》搬上舞台，是近几年来戏曲移植改编的重大收获，为“红高梁热”添了一把火。 　　莫言在《红高梁》中，借助丰富的感觉和想象，恣情尽意地再现了20世纪30年代高密东北乡一带独特的民俗风貌和文化形态，“我爷爷”和“我奶奶”野性、粗犷、豪放的传奇爱情，以及在抗日烽火中为自由而拼搏的本真状态，充满了对生命张力的礼赞，对生命激情的呼唤。不仅是一曲人性光辉的赞歌，一首可歌可泣的抗日悲歌，而且寄寓了作者拯救人类文明“退化”的宏大理想和深切的人文关怀。莫言把看似毫不相关的事物联系在一起，熔成一炉，运用“复调”叙事所产生的文本意义的模糊性与不确定性，形成了错杂的话语空间，负载着滚滚洪涛般的生命气息。其天马行空般的想象，神秘独特的故事，变幻莫测的叙事结构，自由狂放的叙事语言，给人留下彻骨入髓的印象。 　　晋剧《红高梁》则扬长避短，从戏曲的抒情本性出发，从受众的审美需求出发，追求故事情节的平民化、戏剧化、传奇化，主题立意的主流化、大众化、浅显化，通过小说戏曲化和戏曲时尚化的尝试和融合，力求以另一番风味――“酱味”和“醋味”，挖掘体现这部名作深层次的内涵。在尽量保留原著精、气、神的前提下，根据戏曲艺术的特性和需要，对原作进行了梳理、剪裁、调整、浓缩、重组，演绎日军侵华期间中国乡民余占鳌、刘罗汉与民女“九儿”婉转凄恻的爱情经历和微妙的感情纠葛，以及以他们为代表的广大民众奋起反抗、英勇悲壮的抗战故事，展示了民族存亡之际广泛深刻的社会变革及斑斓多彩的民俗风情，着意保留了原作的经典桥段如“颠轿”“洞房”“祭酒”“复仇”等，使故事更加紧凑，矛盾冲突更加激烈，人物关系更加巧妙。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悲壮感人的场面，展示出民族危亡之际底层民众敢爱敢恨、不畏生死的英雄主义气概和自由奔放的生命激情，给人激情奔放、大气磅礴之感。 　　晋剧《红高梁》塑造了九儿、刘罗汉、余占鳌等鲜活的人物形象。“九儿”既是一位封建思想与婚姻制度和陋习的受害者，又是一位在封建社会背景下的女强人。她对自己的爱情有着自由的向往与追求，在回门途中遭遇日本士兵要挟，镇定沉着；洞房里面对麻风病老头儿的纠缠时充满着机警，操持家业时显出刚强与聪慧，在面对余占鳌时也不失倔强与泼辣。剧本写出她成长的过程和多面个性，力图凸显她的专一、痴情。当余占鳌去当土匪杳无音讯时，她依然痴痴地等待，并向罗汉大哥吐露心声：“心上人在哪，家就在哪……我这扇门，只给占鳌哥哥一个人留着。”罗汉试探地问：“要是他永远不回来呢？”九儿流着泪说：“那我就等到永远。”有人认为她因怒剪撕扯膏药旗而被乱枪打死的结局不够合理，我倒觉得颇为悲壮，可以说是她从儿女情长到民族大义的情感升华的标志，从而使得生与死、爱与恨在她身上得到完美的统一，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和民族的伟力，散发着浓浓的酒神精神。 　　罗汉是此剧的重大收获，由原来的陪衬人物上升为第二号人物，人物性格鲜明，行动线清晰，符合逻辑，人情人理，真实可信。他是中国平民百姓的代表，草根阶层的中坚，他心地善良，宅心仁厚，与人为善，重感情，爱九儿却丝毫无犯，默默地暗中保护，帮助九儿操持家务，不与余占鳌争锋。他是我们中国老百姓的一员，柔软莫过溪涧水，水至不平处也高声；就是这样的老实人，面对日寇的暴行，大节不亏，宁肯被剥皮抽筋，也绝不屈服，临死之际，骂声不绝。中年演员孙昌倾情创造、台风朴实、功力扎实。 　　相互比较，原本是一号人物的余占鳌的形象却有些被淡化、边缘化。余占鳌本来是一个敢爱敢恨、血气方刚、张扬自我、不拘世俗，具有血性、粗犷而又不失淳朴善良之心的人，是莫言心仪的民问英雄。他和九儿在充满生命力的山东高密大地上，用生命谱写出一段关于爱与恨、征服与被征服的近代传奇。从他那野蛮强悍的个性、惊世骇俗的行为中展现出民族久被压抑的顽强生命力和民族精神。余占鳌一步步从充满生命活力的普通劳动者到爱憎分明、豪放不羁且具有流氓气质的土匪，再到有胆有识、无政治功利性目的的抗日民族英雄。然而在晋剧《红高梁》中，余占鳌的形象非但并没有得到充分升华的展现，反而有所削弱。他身上土匪气过浓，戾气过重，“力比多”（精神分析学认为，力比多是一种本能、力量）过剩，习惯于单打独斗，纠缠于一己恩怨，没有人生目标，缺少英雄气概，是典型的“性嫉妒”和“性专有”，具有某些动物的特征。而在开头、结尾的戏中，他像一个幽灵、影子一样在飘荡，很难耸立在舞台上，走进观众心中。尽管扮演余占鳌的中年演员金小毅十分优秀，堪称称职，演来也相当投入，在舞台上很漂亮地完成了许多高难动作，但终难突破文本的限制。当然，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