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代安陆出土“曾侯钟”之乐律标铭.docVIP

论宋代安陆出土“曾侯钟”之乐律标铭 　　1978年曾侯乙编钟出土，其钟铭不仅真实地反映了当时高度发达的音律理论，也体现了当时如青铜编钟这般宏大的打击乐器可以旋宫转调的实际情形；通过对钟铭的研究，还由此涉及了一个历史悬案：宋代湖北安陆出土的2件“曾侯之钟”（或作“楚王禽章钟”）的铭文阐释。笔者以为，对“曾侯之钟”上乐律标铭的解释，尚未因曾侯乙编钟的出土而到“豁然冰释”的地步。本文拟对此问题，做进一步的讨论。 　　一、“曾侯之钟”的历史著录 　　宋代湖北安陆出土的2件“曾侯之钟”，在当时的金石学著作薛尚功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与王厚之的《钟鼎款识》中均有摹本。 　　（一）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的著录 　　据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所载，当时在湖北的安陆出土的编钟有两件，即书中的“曾侯钟一”和“曾侯钟二”。其中，（1）“曾侯钟一”条下，薛氏按： 　　《古器物铭》云：政和三年，获于鄂州嘉鱼县以献，字画奇怪。铭文云楚公下一字不可辨，必其名也。自作按：楚自周成王时封熊绎以子男田居楚。至熊渠立其三子为王，后复去其王号。至熊通始自立为楚武王，则是楚未尝称公。此钟不知何人所作，终要之，为楚武王之前器无疑也！ 　　曾侯钟一，方城范氏 　　下为该钟两面的铭文。其一面为： 　　隹（唯）王五十又六祀，返自西旃，楚王含（熊）章乍（作）曾侯乙宗彝，寞之于西殇，其永峙（持）用享。 　　文与1978年曾侯乙墓出土的楚王镩铭文大同，不仅文字一字不差，字体与写法也基本一致。 　　“曾侯钟一”的另一面铭文为： 　　穆商商 　　（2）《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所载“曾侯钟二”条下，也为该钟两面的铭文。其一面为“曾侯钟一”一面之记事铭文之后半部： 　　乍（作）曾侯乙宗彝，寞之于西鸦，其永峙（持）用享。 　　“曾侯钟二”另一面之铭文为乐律内容： 　　卜羽反 宫反 　　文末薛氏按云： 　　右二钟，前一器藏方城范氏，皆得之于安陆。《古器物铭》云：隹（唯）王五十六祀，楚王韵章。按：楚唯惠王在位五十七年，又其名为章。然则此钟为惠王作无疑也！方是时，王室衰弱，六国争雄。楚元强大，遂不用周之正朔。呜呼！可谓僭矣！前一钟背又有一“穆”字，两“商”字；后一钟背有“卜羽反宫反”五字。其义未晓，然恐宫商乃二钟所中之声律耳！ 　　（二）王厚之《钟鼎款识》的著录 　　在王厚之《钟鼎款识》中，曾侯钟一的两面铭文均有拓本。 　　其一面同为楚惠王五十六年祭奠曾侯乙的记事铭文，即 　　隹（唯）王五 　　十又六 　　祀，返自 　　西捣，楚 　　王含（熊）章 　　乍（作）曾侯 　　乙宗彝， 　　寞之于 　　西殇，其永畸（持）用享。 　　另一面即为此钟的标音铭文： 　　穆（右鼓部） 　　商（正鼓部上） 　　商（正鼓部上） 　　其内容不仅与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所载“曾侯钟一”完全一致，而且由于其为原件拓本，而显得更为真切可信。 　　在拓本上方，王厚之按云： 　　“方城范氏古钟铭”及“曾侯钟”，《法帖?六》有二铭，此其一也。赵作“楚钟”。 　　又谓： 　　元谓此二叶有石公辅水朱印。考石公辅乃北宋越州新昌人，字国佐，初名公辅。徽宗以与杨公辅同名，改公弼。见《宋史》本传。然则册内所识“方城范氏”七字及“政和三年”十三字皆公辅之笔。此二叶乃北宋拓本，后垒得之，续于册后者也。 　　仔细分析这一历史悬案，还是有一些问题需要思考。 　　二、黄翔鹏先生的四点存疑 　　先师黄翔鹏认为，根据1978年曾侯乙墓出土的楚王镩铭文，可以推知当时曾国的宗庙是在“西施”。以上所及北宋著录的两件曾侯钟与曾侯乙墓出土的楚王铸，均为楚惠王赠赠曾侯乙之编钟所属，故称“楚王钟”。郭沫若曾收录在其《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中。据郭判断，大钟上铭文“穆商商”与小钟上铭文“卜羽反宫反”文体有异，应为后人校钟律、标音的结果。黄先生由之提出了四点存疑： 　　（1）“穆”字不解。 　　（2）“商商”把宫商字叠用起来，表达什么意义？ 　　（3）小钟为什么在一钟之上出现两个标音？ 　　（4）“反”字未得确解。 　　为了叙述方便，下文将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所说的“曾侯钟一”，王厚之《钟鼎款识》中所说的“方城范氏古钟”、“曾侯钟”，赵明诚所说的“楚钟”之一（见王厚之按），黄翔鹏所说的“楚王钟”之一以及黄翔鹏引郭沫若所说的“大钟”统一称为“安陆大钟”；将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所说的“曾侯钟二”，以及黄翔鹏引郭沫若所说的“小钟”统一称为“安陆小钟”。 　　三、关于“穆”字不解之存疑 　　黄先生指出，在已出土的曾侯乙编钟钟铭中的“穆”，即是律名“穆钟”。这个判断已没有疑义。 　　在曾侯乙编钟出土之前，先秦作为乐律名的“穆”已在秦火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