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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尔基山辽墓发掘于2003年春夏之际,因其西北采石矿的偶然开采而被发现,是一座保存完整、未被盗掘的古墓。它位于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左翼后旗大吐尔基山东南麓的山坡上,距通辽市50公里。吐尔基山辽墓墓室四壁有壁画,墓中的彩绘木棺和棺床在内蒙古自治区尚属首次发现。随葬品丰富而有特色,墓室内主要有金银器、铜器、瓷器、漆器、木器、玻璃器及丝织品等;内棺内随葬品主要有鎏金银牌饰、金手镯、金戒指、玛瑙手链、玛瑙项饰等。金银器在造型、纹样及工艺方面,既模仿唐代金银器的制法和特征,又融入本民族审美追求,极为精湛,堪与唐代金银器相媲美。
一、鎏金摩竭纹银盆
高6.3厘米,口径37.3厘米,底径29.3厘米。该盆用0.33厘米厚的银板锤打而成,盆口沿向外折出便于手拿的边沿。在盆的内底、腹壁及口沿边缘局部图案上鎏金。内底以圈状波纹作地,盆底水波纹外饰一周覆莲瓣纹,中间饰以双摩竭戏珠纹(见图1)。
匠人先以捶揲的技法制成凸起的外廓,即龙首鱼身的摩竭。再用錾刻技法刻画细部的眼、嘴、羽翼等。摩竭身体作游动、扭转之姿。摩竭头上生一角,眦目圆睁,长鼻上卷,嘴大张,吐长舌,呈凶猛态。头部巾帘样装饰上錾刻小圆圈纹,以示摩竭肥硕的鳍部。摩竭鱼鳞状甲片排布规则而繁密,显得身躯健壮有力。两翼作振羽展翅之姿,工匠运用退阶式凸起的做法表现羽毛的层次。长长的尾部飘转、灵动,似在追逐身侧的一团火焰珠。
盆腹壁錾刻八团相同的装饰纹样,为两只鸿雁栖息于牡丹花之上。鸿雁呈对立姿,展翅高扬,口中各衔一缠枝花,神态安详,悠闲自在。盆口沿部饰一圈唐草纹。以上?b饰均以细密的鱼子纹为地。整体设计独具匠心,盆底呈现出水中摩竭戏珠,盆壁为岸边鸿雁栖息,一动一静,交相呼应。当盆中盛放水等液体时,摩竭随着水的波动便活泛起来,仿佛矫健而灵活地遨游搏击于水中,可感受到蕴藏在其体内的勃勃生机,极尽巧思。
摩竭是印度神话中的一种长鼻利齿、鱼身鱼尾的动物,汉译作摩竭、摩伽罗等。它被认为是河水之精、生命之本,常见于印度的雕塑、绘画艺术之中。印度较早的摩竭形象可见于阿马拉瓦蒂(约相当于公元前250~公元前200年)的雕刻艺术中,其形象为张口露齿、牙齿锋利、长鼻上卷、大眼圆突、鱼身鱼尾、身体覆鳞、头部似鳄鱼。4世纪时随着佛教而传入中国,与中国本土“鱼化龙”的传说相结合。隋代的鱼龙形象已有出现,随后成为唐代金银器上的常见纹饰,入宋以后渐微。契丹人对摩竭纹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辽代金银器、鎏金铜器、三彩器和玉器中都有出现了该纹饰。金银器上的摩竭纹很丰富,从辽早期一直沿用到中期[1]。摩竭的龙首鱼身、带翅带鳍、长鼻上卷、大眼圆睁等特征也承袭了唐代摩竭的做法[2]。
此墓还同出了一件摩竭形金耳坠,高5.2厘米,长5.4厘米,厚2.4厘米。它是由两侧捶揲成形后对合焊接而成的,中空。鱼身卷曲,两翼制成花瓣形凸起,以示张开的翅膀。扇形的尾巴上翘。颈部、尾部及花球上镶嵌绿松石。在颈下、双翼花瓣纹及尾部轮廓边缘阴刻细密的曲线,身上鳞片纹边缘也饰短斜线纹,颇具立体感(见图2)。契丹贵族男女均有戴耳饰之俗,男女耳饰差别并不大。
鸿雁纹是辽代契丹人擅长的禽类题材中的大宗,特别是在辽早期至中期器皿上使用较多。原因之一是鸿雁纹是晚唐时期主要的纹饰之一。鸿雁属候鸟,喜群居,定期南飞北返。其性情机警,于低地丛莽间飞行时,口衔芦苇秆,以避猎人布置的罗网,且很少停歇。鸿雁雌雄相依,生死相随,所以古代以雁作为迎娶的见面礼。古人取其机警、善于保护自己和忠贞的爱情作寓意。原因之二是鸿雁与契丹人的生活息息相关[3],其形象的生动表现和频频出现,使人很容易联想起契丹人春秋捺钵捕鹅猎鹿的独特制度。
据学者研究,唐人喜好金银器,常常平錾花纹,部分纹饰微微隐起做小幅的浅浮雕,并衬以鱼子地,并做鎏金。与通体鎏金不同的是仅在纹样上局部鎏金,成所谓的“金花银器”装饰。由于只在纹样部分鎏金,产生出黄、白两色对照的艺术效果。此工艺又分为刻好花纹再鎏金和先鎏金再刻花纹两种方法[4]。这种造型的金盆在唐代皇宫内作洗漱用具,也用于宫内后妃生儿育女洗浴,故又称洗儿盆或浴盆。唐人甚至将金盆作大额资金支付之用。契丹人以如此贵重的金花银盆随葬,一方面可见墓主人既高贵又显赫的地位与身份,另一方面也反映契丹人对唐风的追捧。此盆为先鎏金再刻花纹制成。
二、银鎏金双狮纹五曲花式盒
高16厘米,口径23厘米,底径18厘米。该盒由银板打制成盖、器身、足底,再经焊接而成。盖顶隆起,盖及器身呈五曲菱花式,子母口,高圈足(见图3)。
工匠先以捶揲技法做出凸起的双狮纹,再以錾刻法刻画细部,使盖面上的双狮穿花图极为生动、逼真。居中的双狮前肢略弯曲,后肢伸展呈跳跃状,正在追逐、戏嬉身体一侧的绣球。两狮均大张口,吐舌龇牙,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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