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商务区漫谈.doc

中央商务区漫谈 序 　　本次论坛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现代世界城市网络化模式研究》(编号：04CJL022)的资助，项目主持人郑伯红教授。本次论坛嘉宾佘果辉、唐常春、陈存友、何磊、陈峥嵘、王頔、王桂芹、刘晓芳、李云飞等均为国家基金项目组研究成员。发言主题为各自专题研究的部分成果。 　　 　　漫谈一：CBD演进：模式、动因与轨迹 　　 　　郑伯红(中南大学土木建筑学院博士、教授、博导) 　　中央商务区(CBD)是源于西方社会学者所提出的概念。世界最早的中央商务区应该算是曼哈顿，它的商务设施早期集聚是从华尔街开始的，但在此前的华尔街据说是一群荷兰人为阻止英国人进攻而修建的一道类似中国长城的木城墙，正如它的名字所提示(WALL就是墙的意思)。直到18世纪初华尔街的商务设施数量还非常有限，根本谈不上CBD。华尔街运作了二百多年后，到1923年美国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伯吉斯，在研究芝加哥城市土地利用类型时，他归纳总结城市结构同心圆模型，将城市核心区称为CBD，定义为城市公共建筑的核心部分。不知是无独有偶还是英雄所见略同，著名建筑学家柯布西耶同年在他的《The city oftomorrow》一书中，提出了300万人城市规划模式，城市中央区规划24栋60层高的摩天大楼。1931年他的《光辉城市方案》及后来的《雅典宪章》进一步明确城市中心区集聚发展模式。1939年H.霍依特、1945年C.D.哈里斯与E.L.乌尔曼分别依据地租分析、土地使用分析，提出扇形结构和多核结构两种城市模型。1950年代，以美国的R.E.墨菲和J.E.万斯为代表的学者开始系统研究在工业化走向成熟的过程中，商贸办公、金融、服务在城市商业中心形成新的规模聚集，并引起一定范围内土地使用、地价分布和交通方式产生规律性变化。总之，20世纪50～60年代国外对CBD的研究已趋于成熟，后来，西方城市中心区出现了衰退，城市中心发展不明朗。60年代初，著名建筑评论家雅阁布思在《thedeath of American cities》一书中提出城市中心区安全性与活力论。20世纪70年代，丹下健三、黑川纪章等建筑学家认为，中央商务区虽然是“挤”出来的，但即使是在寸土寸金的混凝土丛林中，设计师还是要注重环境生态的营造。20世纪80年代以来，当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空间距离不再成为信息沟通的重要障碍之后，从实体空间(physicalspace)和流动空间(flow space)，CBD里的商务活动出现了向中小城市集聚与扩散，规划大师刘太格等认为全球城市商务职能呈现网络化趋势，提出了近20年来西方重要的商务形态一商务花园(business park)。在新加坡非常典型，仅樟宜和裕廊两大商务花园就提供了全市15％的就业岗位，马来西亚和美国等的商务花园，其就业人口比例更高。 　　回顾中央商务区的理论脉络，不难看出CBD具有动态的内容，是一个不同时代广泛扩展使用的概念。据建设部统计，我国目前有50多个城市正在规划建设各自的CBD，决策者的雄心勃勃与理论界的忧心忡忡形成极大反差，其实他们理解的CBD根本就不尽相同，不少城市只是借此发展城市商务职能，并非去盲目克隆曼哈顿、拉德芳斯。对此，国人在批评CBD狂热主义时要冷静思考：建设城市的中央商务区与发展城市商务职能的关系。商务功能是现代城市最基本的职能，这是城市的内在属性决定的，因此，尽管不是每个城市都必须有一个中央商务区(CBD)，但每一个城市都应该有自己的商务设施，商务设施总是在城市某个地方集聚，这是我国中心城市不可否认的现实，商务设施只有尽可能集聚，城市才能更好地发挥自身的商务职能。 　　CBD高度集聚，符合中国城市用地辐射力不足的实情，专家预测，未来中国要在不到8％的土地面积上创造出全国GDP70％以上的GDP，才能整体上把中国从生态危机中解放出来。城市作为集聚财富的平台，我国城市的载体功能存在许多差距。美国纽约的GDP，占全美国的GDP总量的24％，日本东京的GDP占整个日本GDP总量的26％；英国伦敦的GDP占整个英国GDP总量的22％，法国巴黎的GDP占整个法国GDP总量的18％；韩国汉城的GDP占整个韩国GDP总量的26％。目前上海的GDP总量占我国GDP总量不到8％，是美国纽约的1/44、日本东京的1/20、英国伦敦的1/6、法国巴黎的1/4、中国香港的1/3、韩国汉城的1/2。 　　至于CBD建设与规划的关系，有人认为美国曼哈顿诞生时是自发形成的，是市场经济规律作用的结果，并由此就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CBD只可应市场规律而生，不需要规划。从这个角度说，曼哈顿只能算个特例。西方国家城市CBD大多在自由经济体制下诞生，但其发展演变并没有完全脱离政府规划的干预、引导、和支持。东京的老CBD在城市中心，因为拥挤不堪，在日本“新全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