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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无政府文化 摘要：亚历山大·温特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是建构主义的集大成之作。作为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外第三种主流学派范式，建构主义在国际关系理论中讨论了学界之中从未触及过的研究范畴。本文指出了温特对于无政府状态的三种分类，认为这样的分类正是讨论了之前国际关系理论中不会触及的理论大前提，做到了真正意义上的填补理论空白。 关键词：建构主义 《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无政府文化 建构主义是国际关系理论中一个较新的研究方法，虽然年轻却并不边缘。现今几乎所有的国际关系学者都不会质疑建构主义作为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外第三种主流学派范式的地位；大部分介绍国际关系理论的教科书即使不介绍激进主义也不会缺漏建构主义的章节。建构主义能够取得这样的理论地位实质上是要归功于亚历山大·温特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温特在书中全面提出了国际政治的社会建构理论，是建构主义的集大成之作。 一个新的理论能够得到广泛的关注与承认并跻身主流，不仅在于其论证的严密逻辑，还在于这一理论确实独辟蹊径，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或是运用一个全新的方法，讨论了学界之中从未触及过的研究范畴。显然，温特的建构主义符合了这些要求，尤其是他对于无政府状态的三种分类，在我看来正是讨论了之前国际关系理论中不会触及的理论大前提，做到了真正意义上的填补理论空白。 与结构现实主义一样，建构主义认为国际体系结构影响了作为个体施动者的国家。只是温特走得比华尔兹更前的是，他提出国际体系结构不仅影响到国家的行为，更能够影响国家的身份与利益。前一种影响温特称之为国际体系结构对国家行为的因果作用，而后一种就是他所谓的国际体系结构对国家身份与利益的建构作用了。 温特之所以要辨明这一建构作用的目的是想证明国际政治的变化是存在可能性的，也就是说，在传统国际政治理论中所认定不可能发生改变的前提假定，例如无政府逻辑，实际上是一种可以沿着时间进行线性发展进步的。因为，无政府逻辑实质上是由国家以及国家间的相互关系结构来决定的，而由于国家的身份与利益是社会建构的，而非生来固有的，因此无政府逻辑也并非是一个永不变化消亡的终极定量。但同时，温特还强调了，建构主义虽然认定变化有实现的可能性，但却不似激进主义一样，认为变化是容易实现并鼓励人们去实现，相反，他认为，国家身份与利益，或是无政府逻辑，“一旦建构完成并加以制度化，就会成为最强大的惯性源泉”1。 温特认为无政府状态并不是一种单一的逻辑，而是至少存在三种结构：霍布斯结构、洛克结构以及康德结构，在这三种结构中分别是敌人、竞争对手以及朋友的角色在体系中占主导地位。 其中，温特认为“角色”这一概念是国际体系结构理论研究的关键概念。他想要表明的是， “角色”应该是一种相互性的概念。进而，温特进一步提出，并非是体系中所存在的共有观念或文化促进或阻碍了合作。国家间能否合作，合作能否维持，取决于个体对于自我与他者之间角色关系的确定，角色一旦确定，个体就会自然基于对他者的再现界定自我姿态。一国通过确定“一种独特的自我对他者的姿态或取向”来决定他们之间的互动方式：是相互威胁、是相互竞争还是相互结盟。 下面，我想详细说明一下温特所指明的三种无政府文化。 首先，霍布斯文化。在这一无政府结构中，温特指出，一国对于他国的角色定位是“敌人”。一旦角色确定，国家可能采取的对外政策和行为就会是：采取强烈的改变现状的方式，摧毁或征服敌人；并不考虑可能的毁灭性后果，单纯只为了最大限度地打击对方；重视相对军事力量；无限度地使用暴力。 其次，洛克文化。洛克文化是由竞争对手的角色结构建立的。竞争对手不像敌人那样具有生死攸关的威胁, 不会试图统治和消灭对方。如果国家之间的相对主体位置是竞争对手, 它们往往表现出以下的行为取向：承认相互主权，并因而有一个共有的期望——国家不会试图夺取相互的生命与自由； 由于主权制度的存在，安全已不再稀缺，因而国家会更对考虑绝对收益，重视未来效应；虽然竞争导致的冲突可能使得国家诉诸武力, 但是军事力量的意义已经不像对敌人那样至关重要；一旦战争爆发, 竞争对手会限制暴力的使用程度, 不以消灭对方为最终目的。 最后，康德文化。康德无政府结构的角色确定为朋友。在康德文化中, 国家之间相互再现为朋友, 并为之遵循两条基本规则：不使用战争和战争威胁方式解决争端；以及如果任何一方的安全受到第三方威胁，双方将共同作战。简而言之，就是非暴力规则与互助规则。朋友的角色定位并不说明在康德文化中不再会有争端，只是确定朋友间的冲突不会再以暴力战争的形式来解决；并且由于预期其友谊的持久性，争吵就不会有损其对彼此的互信。 显而易见，这三种无政府文化之间是有一定的从无序战争向有序和平的进步性发展趋势。对此，温特的态度是谨慎的乐观，他认为：“即使无法保证国际体系的未来会一定比过去好，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至少不会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