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秘与敞开-历史叙述的两个关键词.docVIP

隐秘与敞开:历史叙述的两个关键词 摘要：方方属于很有地方特点的作家，她写武汉的人和事，写自己对武汉的特殊感情。《武昌城》是一次里程碑似的写作，宣示了那些事件对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带去了什么样的命运，以及给了他们什么样的悲欢离合。方方让我们感慨一个有良知的作家，怎样将信仰、信念、人格、尊严等人类共有的美德，从战斗的血腥中剥离出来，使其在历史和民族的血脉中不断流布。 关键词：方方；《武昌城》；历史叙述 现在的武汉人差不多都不知道这段历史。八十几年后的九月，我开始写这部小说……我最简单的想法，就是想告诉大家，在我们居住的地方，曾经有过这样的往事，这些是我们应该记住的事情。 ——《武昌城》附记 在从前的一些时间里，现代主义曾被譬喻为一道关口，在这里，激进和创新的艺术思想，从浪漫主义中产生出来的实验的、技巧的、美学的思想，都陷入了形式危机。在这种危机中，传统意义上的神话、结构和组织都土崩瓦解。这种危机是一种文化的危机。或许是意识到了这一点，上世纪90年代以降，文学样式中文化贮量最大的历史长篇不自觉间在进行悄然而迅捷的美学调整，从纵向走过历史主义、人道主义、存在主义各为特征的历程后呈现出文学历史观念的诸元并存、兼容并蓄的整合势态；由社会利益、人生话语的互渗和文化、生命情态的集聚转型带出的反思或还原、故事与意境、意识形态、政治氛围和民间色彩各种纷繁的混语现象，同时构成对历史长篇创作的别样疑问：在同语反复不免聒噪的文化整合年代，怎样才能保持一种作家本人独有的文学个性。 历史小说的创作不同于其他类型的题材写作，它必须尊重历史真实，艺术内容必须以历史内容为骨骼。要求作家具备丰富的历史知识，大量占有并熟稔史料。但历史小说写作的难度却不仅在此，也不仅在于史实与虚构的搭配问题（所谓“七实三虚”、”三实七虚”等），更在于将历史真实转化为艺术真实，其中的核心问题是历史中的人的艺术化与审美化。“艺术和历史学是我们探索人类本性的最有力的工具。”①历史题材的创作，把历史和文学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人们方可看到历史中凸现的“人”与“事”。这类作品情节可容虚构，细节确保真实。情节如不能虚构，总是胶着于历史文献自身，或者是变成历史文献现代白话文翻译和解说，变成历史文献在话语方式上的现代转换，就会消泯历史小说的审美素质。小说是虚构和想象世界的审美命题，为历史转化为小说艺术提供了学理基础。“在历史的规定语境中，一个个情节的组合便形成小说的全部场景。情节链是小说虚拟和构想的结果，出现恍若历史本身的情景。在历史大关节上，吻合历史、酷肖历史，还原历史的生态现场，比历史记录本身更有可以展开想象和打动人心的力量，这便是艺术的虚构性审美功能。但是，作为艺术机体的最基本单元和所构合的细胞却是真实的，甚至在严肃苛刻的历史学家眼中都是无懈可击的。”②细节最容易被阅读者所挑剔，随时可以摧毁一部优秀的作品。细节的真实性是全方位的，体现于每一个具体方面和环节。当作者掌握了全部的细节真实后，反而可以游刃有余地进行虚构性的情节想象。然而，许多历史小说，尤其是一些所谓“史诗性”历史小说，于此却存在创作和认知的误区，甚至倒错：虽然史迹清晰，历史事件中的人物亦集中了当时社会生活的主要层面，情节发展起伏有致，但作为历史主体的“人”却没有生命的灵气，乃至成了政治标本。历史就是叙述事件，叙事就是把历史上局部的、混乱的和不可理解的情节联系起来，加以理解和解释。许多历史小说忽视了叙述的艺术，这是很严重的缺点。它们所叙述的事件不“生动活泼”，像静止的池水而不像奔流的大河。“历史的艺术始终是叙述的艺术，这是最基本的原则。历史学的主体已经从周围的环境转向环境中的人；历史研究的问题从经济和人口转向了文化和情感；历史研究的对象从群体转向了个体；历史学的性质和功能的评判标准从科学性转向了文学性。”③ 文学对历史的感性叙述，应该既不使它对表层显形结构的客观故事倾注过多笔墨，以求事件的始终感与因果感，这使它与盛行的陈述“事件的历史”的史诗观念划开了界限；不对潜层面的隐含结果的主观感知过度渲染，以求“补正史之阙”的理性反思或激进，这又使之与时下新历史主义的“稗史”情结形成距离。前者使它摆脱了常常是见物不见人、见整体不见个人的传统史迹书写的束缚，比较专心于写历史中人的运转而非人组成的历史，写作者内心中的一种生活，写生活本身给予他（她）的感动，而绝不是预备将它沦为一桩不朽的往事。每一年代的人都以自己的方式重写历史，过去对不在场的叙述者而言所需要的只是复活思维，这种思维必须有使历史的非经验变为目击者的效能。隐秘与打开是历史讲述的两个层面，优雅而从容的融合是极其中和的美学状态。 本文以方方长篇小说《武昌城》（《人民文学》2011年第3期）为例进行相关论述。 从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资源中，重新寻找民族精神的支柱和民族前进以及复兴的精神动力，是新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