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男女用语不同的因素.doc

话语风格性别差异的实证研究 　摘要本文通过统计和分析电影《窈窕淑女》中的语料,发现两性的话语风格更多地是受到非性别因素的影响,而性别因素仅仅是众多变量之一。两性的话语风格处于动态的变化之中,交际目的与动态语境的相互作用是促进男女交谈者调整各自话语策略的原因。 　　关键词:《窈窕淑女》 话语风格 性别差异 实证研究 　　中图分类号:H08 文献标识码:A 　　 　　一 研究背景 　　在20世纪60-70年代西方社会女权运动的背景下,《语言与妇女的地位》一书的出版,使得语言与性别差异研究成为社会语言学的一项重要内容。语言学家们早期研究绝对性别差异,把与性别有关的语言特征看作纯语言现象,没有把语言性别差异与社会因素联系起来。Lakoff对语言性别差异的现代研究主要是针对男女使用同一种语言或方言时表现出的相对性别差异来进行的,她提出“女性语体”这一概念,认为两性在语言使用方面的差异是一个权势与支配的问题。 　　Lakoff之后,研究者们更关注交际中男女在话语风格方面的特征或差异:一方面,从心理学和社会语言学角度验证了Lakoff的假设,如Cameron et al,Holmes等研究表明,Lakoff描述的“女性语体”事实上具有多种功能,其意义随语境的不同而异,性别与形式的使用频率、性别与形式表达的功能之间都没有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另一方面,很多研究也同样显示,性别并不是影响话语风格的显著因素,如James Clarke统计分析了他人的相关研究后得出结论,总体上男女性别在话语打断方面没有显著差异;Freed Greenwood的研究显示,问题的数量和表达的功能与性别或说话者无关,而Keenan则发现,男性话语反而比女性的委婉、礼貌。 　　二 研究问题的提出 　　学者们至今对语言性别差异的研究没有统一的定论,笔者认为这说明语言与性别研究的意义已经超出了它自身的范畴。我们不能忽视前人研究的不足和局限性。长久以来,社会学将人分成男、女两个对立的类别,尤其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很多研究者认为性别是对立的二分范畴,是个人拥有的静态特征,不会随着多种因素的变化而变化。以这样的思维为出发点,很多研究者首先设想男女之间存在本质差异,而且必定能在话语中得到体现,对于具体的研究结果,也常概括为普遍结论。 　　话语风格与性别的关系,可能比现在已经认识到的更为复杂。影响和制约言语行为的社会因素,在任何时候也不仅仅只是性别,社会、文化、心理、语境等一系列非性别的社会因素都会影响语言的使用。一些研究者对各种语境下的话语进行广泛考察后发现,男女话语风格方面的各种特征大都与性别没有一致关系。然而,不少研究还只是静态地考察语言与性别之间的关系,把性别当成影响语言使用的唯一或主要的因素,而不是综合、全面地观察性别与其它非性别因素对语言使用的影响。笔者认为我们必须深化对语言、性别、心理和社会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认识。 　　三 研究方案 　　电影《窈窕淑女》改编自萧伯纳的戏剧《卖花女》。来自社会底层的卖花女伊莉莎在接受语音学教授希金斯的标准英语训练和测试的过程中,从现实跌入幻想,再从幻想走向现实,经历了社会角色的三次阶段变化:A流浪儿、B“公主”、C真正的淑女。本研究将以前人的研究为基础,着重统计和对比伊莉莎和希金斯在每一个阶段上各自的话语策略:打断或插话、话题量以及话题选择的前后变化特征,并结合情景的主要变量:交际场合、目的、话题、说话人的角色关系、心理和宏观社会文化规约等多种因素,对话语含义进行讨论,探讨性别和非性别因素对话语风格的影响。 　　四 数据的收集、统计与分析 　　1 插话、打断 　　在B阶段,希金斯的插话、打断次数一共是17次,伊莉莎3次,这符合Lakoff所认为的女性很少打断别人的说话。但在A、C阶段中,情况则不同。在A阶段,希金斯的插话、打断次数一共是21次,伊莉莎17次;在C阶段,希金斯36次,伊莉莎34次。这些数据反映了希金斯和伊莉莎在A、C阶段激烈地争夺话语权,而在B阶段,希金斯在会话交锋中占据主导地位,伊莉莎则更多的选择沉默。 　　具体来看,在A阶段,卖花女伊莉莎说话时带着浓厚的英格兰东部的利索格罗夫口音;希金斯着迷于研究英语的方言发音,偷偷记录下伊莉莎的发音特征,同时他对英语标准发音的要求近乎苛刻。当伊莉莎误认为希金斯是便衣警察,所作的语音记录是要作为控告她的证据时,她并不像中产阶级的淑女那样选择沉默,而是用强烈的感叹词语“Ohh”,“Garn”,显示出惊讶与惶恐。Lakoff认为,如果女性要表述不同意见,说话比较委婉,很少直接向别人的看法提出挑战。但是伊莉莎此时用“I’m a good girl,I am”! 急切并直接地插话,向周围人哭着辩解,表达了她对希金斯无礼行为的反抗。希金斯与匹克林打赌,说能够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