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新探.doc

编辑心语 文史新探 凌龙华 2007年底，我进入市政协任文史委主任，组编完《吴江文史资料》第22辑，忽然想到要对“入门”阶段的学习与摸索作个小结，于是就写了该辑的“编辑心语”——《文史何为》。一晃，两年，值《吴江文史资料》第24辑付梓，再作小文《文史新探》，聊作“登堂入室”呈上的一份答卷。 一 文史资料工作给人的感觉仿佛就是“固守”，在固守中保护和挖掘。这没错，应当秉承并深化。 在人民政协体系中，文史委应算是一个资深的专委会，其初衷就在“存史”。网上搜求，偶见如下一段亲切的史料，可作求本溯源的佐证。 1959年4月，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刚刚闭幕的当天，全国政协主席周恩来召开了一个别开生面的茶话会。到会的都是年满花甲的全国政协委员，非中共人士居多。会上，周恩来说：“在座的都经历过四个朝代：清朝、北洋军阀政府、国民党政府和新中国。新中国成立以前的自清末戊戌以来的史料，很值得收集。时间过得很快，如果不抓紧，有些史料就收集不到了。”周恩来还指出：“从最落后的到最先进的都要记载下来，包括人物及家庭、家族史、文化史、军事史、工商业史、政治史、经济史等等。”他一再强调：“新的东西总是在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暴露旧的东西，使后人知道老根子，这样就不会割断历史。”他号召大家把亲身经历的史料留下来，传给后人。周恩来最后提出要做好这项工作，需要人和机构来做组织工作，政协是联系各方面的，要在政协常委会领导下成立组织收集史料的工作组（委员会）。周恩来这一倡导得到与会委员的热烈拥护和响应。（河边文化网，《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的开拓者申伯纯》） 这段创建历史，有助于我们对政协文史委特定的功能、特殊的作为有本质的、全面的理解——以“三亲”（亲历、亲见、亲闻）方式“存史、资政、团结、育人”。 20世纪末，在基本达成最初设定，基本完成建国前史料的抢救性任务后，文史资料工作进入了一个重心调整的新时期。“一个转移，两个继续”成为探索与实践的共识：“文史资料工作重点从征编出版建国前史料转移到征编出版建国后史料上来；继续搞好库存资料的清理、保管和利用工作，继续探索文史资料工作为现实服务的新途径。” 党的“十七大”后，文史资料工作得到进一步重视，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精神也得到进一步弘扬。2007年全国政协颁布的“关于加强文史资料工作的意见”中特别指出 “文史资料工作是人民政协一项与时俱进、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延伸的长期任务”，“新世纪新阶段人民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的原则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要求忠于史实、秉笔直书；坚持统战和‘三亲’特色，允许多说并存，尊重历史见证人从不同侧面对历史事件的表述；坚持服务大局，注重社会效益，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梳理发展脉络，我们不难找到做好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的关键所在——路径，传承与创新；功能，内聚与辐射。 二 政协文史资料的特别贡献是“匡史书之误、补档案之缺、辅史学之证”，尤其在“补”与“辅”方面，地方文史资料工作更有作为天地。 传承要求不走偏，创新要求不僵化。基层政协文史委，储存的重大史料资源相对有限，联系的重要人物更是屈指可数。如果，文史资料工作总守着条条框框，老是纠缠于某事某人，非但不能推陈出新，而且还会缺氧失色。就吴江而言，被人念及的近现代著名人物也就柳亚子、陈去病、张应春、金松岑、毛啸岑等十数人。如果吴江文史资料总锁定这一圈子，总扯牵着那一点史料絮絮叨叨，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但无法做到“三亲”，而且可能造成“二手炒作，以讹传讹”。因此，在传承方面，我们的做法是“拾遗补阙”，既不避“熟”，努力觅“生”（挖掘未被认识的近现代本土人物）。 以文存史，以史立鉴。新时期，文史资料工作要落实重点转移，要在传承中开拓，必须解放思想，不拘一格。要敢于为认识不足的、认识不一致的“过渡性”人物（介于著名于一般之间、近现代与当代之间、肯定与争议之间 ）作传，要敢于为未被披露的、不便言说的但影响广泛的、意义深远的事件作证。只有这样，史料方可出新，史论才见求真。显然，这样的敢为，须备相当的“史德、史识、史才”。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对于渐行尘封的史料，抢救、保护工作，必须请当事者、当时人担当，只有“三亲”，才能最大限度地“原生态”呈现，也才能使史料具有再创作和可持续研究的增值，由此发挥文史资料“团结、育人”“内聚、辐射”的广泛作用——“记述一个人，团结一大片”“记述一代人，影响几代人”。 推陈以出新。新时期文史资料工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其更大的功能是“资政”，是“服务大局”。因此，与时俱进、有所突破，势在必行。 首先，要确立新的文史观——今天的事即明天的史。 政协文史工作并非“一般过去时”，更不是“过去完成时”。它是动态的，是行进的，是生成的，因此，大可承前而启下、继往而开来、存古而志今。就改革开放以来，甚尔就新世纪近十年以来，我们亲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