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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肃穆中回首，让梦想继续 ■本报记者 洪蔚 2011年是一个值得科学界肃穆回首的一年，一位又一位杰出的中国科学家离我们而去。 每次当一位杰出英才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总会留给我们一些可供传承的财富。而2011年辞世的科学家，他们中很多人，用一生造就的是一个科学时代，他们无愧于中国科学的历史标志这一称号。 当这些科学史的标志，一个又一个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的时候，我们不禁要问：他们所代表的时代，他们在时代中磨砺出来的优秀品格，是否也随同他们一起离去了呢？ 为了人民的科学 1947年，当罗沛霖带着生平第一套西装和500美金，来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时候，他执行的是党的一项“秘密任务”——学习电子。 此时的罗沛霖已经35岁了，自言在学习上比不了年轻人。然而，他还是只用了两年时间，就拿下了博士学位。回国后，成为新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从早年奔赴延安，在延安创建通信材料厂，用电台支援抗日，到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三士科学家”是人们对罗沛霖的经典总结——战士、博士、院士。他在科学史上留下了“红色科学家”声誉。 1950年，就在罗沛霖完成了秘密任务，准备回国的时候，正在美国密执安大学留学的朱光亚，也正要起程奔赴新中国，他在起程前，撰写了《致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在信中他对留美同学发出了热情号召：“是我们回国参加祖国建设的时候了，祖国的建设需要我们”，“现在我们还不赶快回去，把自己的一技之长献给自己的人民吗？” 从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就随着时代的不同，更新着对科学与国家的认识，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科学救国”，再到罗沛霖、朱光亚这一代科学家，他们更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的科学使命，明确提出了“建设祖国”、“服务人民”的科学使命。 回顾那一代科学家的科学历程，为了国家的需要“几度变化专业方向”的情形，出现在很多科学家的经历中。2011年1月，分析化学、半导体化学家沈天慧辞世，熟悉她的人说：“在数十年的工作生涯中，她三改专业，以一生的行动，实践着自己对党、对祖国诚挚的爱。” 在“自由探索”与“国家需求”之间，他们坚定地作出了自己的选择。 “两弹一星”元勋钱三强生前曾说：“科学不是为了个人荣誉，不是为了私利，而是为人类谋幸福。”这或许是对那一代科学家科学人生的平实、真切的总结。 新中国的拓荒者 1958年，当施雅风第一次登上中国西部冰川时，他开拓的是一片名副其实的荒芜国土。几年的时间他足迹遍布天山、喜马拉雅山、喀喇昆仑山。前后24年，他编写出了世界唯一一部冰川编目——《中国冰川目录》，被称为中国冰川之父。 回首2011年辞世的大师们： 董玉琛，我国作物种质资源学科奠基人；黄翠芬，我国生物工程奠基人、我国基因工程创始人；王大珩，我国近代光学工程的重要学术奠基人、开拓者和组织领导者；吴阶平，中国泌尿外科的先驱者；罗沛霖，新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新中国的科学在他们的手中，从无到有地创建、发展起来。 此外，更多的“研制第一台（架）XX”、“创建第一家XX”、“填补我国XX空白”的字眼，留在了在2011年离去者们的身后。 有人说王大珩的一生，就是一部“中国光学的成长史”，在70岁的时候，王大珩曾自填一阕道：“光阴流逝，岁月峥嵘七十，多少事，有志愿参驰，为祖国振兴。光学老又新，前程端似锦。搞这般专业很称心！” 1948年，满怀科技强国的梦想，王大珩从国外回到祖国。新中国成立之初，应用光学在中国几乎一片空白，但是如果没有光学，没有光学玻璃，就无法研制出高水平的精密测量设备，国家实力的增强也就无从谈起。 直到今天，在中国“神舟”系列飞船的发射中，王大珩当年带领大家研制的光学电影经纬仪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战略科学家 2009年，杜祥琬主编了一部朱光亚传记，称朱光亚为战略科学家。2011年陨落的大师中，享有这个称谓的不只朱光亚一人，罗沛霖、王大珩都曾被称作战略科学家。 在杜祥琬看来，朱光亚不仅是核物理学家，也是一位战略科学家。他不仅为我国核武器、为我国国防科技作出了贡献，也为我国科技建设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863”计划、“中国工程院”这些中国科技界已经不可缺少的“词汇”，就是在这些具有战略眼光的科学家们的努力下横空出世的。 1986年3月，王大珩等4位科学家，提交了一份题为《关于追踪世界高技术发展的建议》的报告，在这份报告中，针对世界高科技迅速发展的紧迫现实提出：要全面追踪世界高技术的发展，制定中国高科技的发展计划。 如今经过20多年的实施，“863”计划为中国高技术的起步、发展和产业化奠定了坚实基础，成为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特别是高技术研究发展的一面旗帜。 在度过了“拓荒年代”后，随着中国科学的稳步发展，很多老一代科学家，都把完善中国科学的组织建设，当做一种责任。 罗沛霖生前回顾自己一生时，“最得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