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中央机构.docVIP

明朝中央机构 明政府的中央官制，在洪武初年仍袭汉唐旧制。后来随着明太祖统治力量的逐步加强，才定出其新制。洪武28年(1395年)6月，太祖御奉天殿敕谕文武群臣：“自古三公论道，六卿分职。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因之，虽有贤相，然其间所用者多有小人专权乱政。我朝罢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事务，彼此颉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以后嗣君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处以重刑(《明太祖实录》卷239)。”这套制度既非复古也不完全是创新。然而经过时间演变，明中期的制度与初期却大有差别。 “大九卿”为六部尚书、都察院都御史、通政司使、大理寺卿；“小九卿”为太常寺卿、大仆寺卿、光禄寺卿、詹事府詹事、翰林学士、鸿胪寺卿、国子监祭酒、苑马寺卿、尚宝司卿。 (一)三公、三孤 明初的中枢政务机构，设有三公(太师、太傅、太保；正一品)、三孤(少师、少傅、少保；从一品)。惠帝、成祖时曾一度废除，至仁宗时复置。《明会要·职官一》引《弇山集》载，“建文、永乐间，罢公、孤官，仁宗即位，授张辅太师、沐晟太傅、陈懋太保；蹇义进少师、杨士奇进少傅、夏原吉进少保。于是公、孤立官备”。 公、孤为皇帝辅佐官，职位崇高，无定员，无专授。蹇义、夏原吉、杨士奇、杨荣在宣宗时犹受恩宠。《昭代典则》载，明宣宗赐玺书说：“古者，师保之职，论道经邦，不烦以政。少师义、少傅士奇、少保原吉、太子少傅荣，皆祖宗遗老，畀辅朕躬。今黄发危齿，尚令典烦剧，兼有司之事，非所以优之也。其辍所务，朝夕在朕左右，讨论治理，共宁邦家。其勋阶爵禄并如故。” 自蹇义等以后，公、孤立官无专授，实际上是一种虚衔。中期以后，成为勋戚及文武大臣的加官、赠官，而文臣无在生加三公之例，惟死后赠之。万历9年张居正加太傅，10年加太师，实掌朝政，是特例。 (二)宗人府 设宗人令1人，左、右宗正各1人，左、右宗人各1人，均为正一品，掌皇族属籍，书宗室子女嫡庶、名封、嗣袭、生卒、婚嫁、谥葬等事。凡宗室陈请，由其代奏上闻，选拔材能，惩处罪过。洪武3年(1370年)初置大宗正院，22年(1389年)改为宗人府，并以亲王领之；以秦王樉为宗人令，晋王、燕王棣为左、右宗正，周王隶、楚王桢为左、右宗人。其后以勋戚大臣摄府事，不备官，而所领亦尽移之礼部。其属官有经历司经历1人(正五品)，典出纳文移。 南京宗人府：经历司经历(正五品)1人。 (三)废中书省设内阁 明初，在中央设中书省，有左、右丞相(正一品)总理六部事务。随后，朱元璋又对中央机构进行改革。当时中书省大权掌握在左丞相胡惟庸等人手中，他们作威作福、独断专横，“生杀黜陟”不向皇帝奏明就直接执行。洪武11年(1378年)，朱元璋曾“命奏事毋关白(告知)中书省”(《明史·太祖纪》)。这显然是裁抑中书省权力的一个措施，但胡惟庸等人却不知收敛，反而组织党羽，在外招集军马，并派人勾结倭寇，又向蒙古贵族残余势力称臣，请兵为外应，阴谋武装政变。洪武13年(1380年)正月，朱元璋杀胡惟庸等人，并废除中书省及丞相制，分中书省及丞相权力归六部，相对提高六部职权和地位，由六部尚书直接对皇帝负责。 《明太祖实录》卷129载，“胡惟庸等既诛，上谕文武百官曰：‘朕自临御以来，十有三年矣，中间图任大臣，期于辅弼，以臻至治。故立中书省以总天下之文治，都督府以统天下之兵政，御史台以振朝廷之纪纲。岂意奸臣窃持国柄，枉法诬贤，操不轨之心，肆奸期之蔽，嘉言结于众舌，朋比逞于群邪，蠹害政治，谋危社稷……赖神发其奸，皆就殄灭。朕欲革去中书省，升六部，仿古六卿之制，俾之各司所事’”。 洪武13年9月朱元璋置“四辅官”，以协赞政事、均调四时。《通纪》载，“九月丙午，置四辅官，以耆儒王本、杜佑、袭敩为春官，杜敩、赵民望、吴源为夏官，秋、冬官缺，以本等摄之，位列都督之次。敕以协赞政事，均调四时。月分三旬，人各司之。以雨旸时若，验其称职与否”。 不久废四辅官，并于洪武15年(1382年)仿宋代制度设内阁于殿廷，置华盖殿、谨身殿、英武殿、文渊阁、东阁等大学士，为皇帝顾问；又置文华殿大学士以辅太子，品秩都是正五品。《昭代典则》载，“(洪武)十五年十一月丙午，初置大学士，以礼部尚书刘仲质为华盖殿大学士，检讨吴伯宗为武英殿大学士，翰林学士宋讷为文渊阁大学士，典籍吴沈为东阁大学士，使侍左右备顾问。又置文华殿大学士，召耆儒鲍恂、余诠、张长年等为之，以辅导太子”。 内阁本来既非官署官，也非职官名，开始只是简任文臣入直文渊阁，参与机务。这些人原官的品秩低，不兼部务，也无官属，不能直接指挥行政，与东汉的尚书、唐代的翰林学士性质略同。久而久之，这些人逐渐升迁，并有了正式办事处所，大学士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