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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未成年人社会调查 促进未成年人司法保护 　　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过程中，加强对涉案未成年人的保护，是维护人权、实现司法公正的客观要求，也是保障刑事诉讼活动顺利进行的需要。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处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在理论界和实务界均已经达成共识。为此，2010年8月14日，中央综治委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领导小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共青团中央六部门联合制定，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配套工作体系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六部门《规定》”），明确了办理未成年人案件和执行刑罚时，应当综合考虑案件事实和社会调查报告的内容，也就是说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进行社会调查。但是其中并未明确该社会调查具体应该如何操作，且目前亦无法律法规对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的属性和地位做出规定，这就使得该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存在许多问题。 　　一、问题的提出 　　为规范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办理，加强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根据我国刑法第61条，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以下简称“公检法三机关”）分别出台了相关规定，规定在办理未成年人案件中可以开展社会调查。仅以笔者所在的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检察院为例，该院一贯重视对办理未成年刑事案件工作机制的探索，并坚持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对2008年至2010年受理审查批捕的260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审查起诉的153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均作了社会调查，通过充分掌握其个人及家庭情况，准确评价其人身危险性，对其中??? 人作出无逮捕必要不捕，对?人落实社会帮教；对?人附条件不起诉，提高了审查逮捕、量刑建议适用的准确性，实现了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特殊、优先保护。但是，在这一探索实践过程中，该院也遇到了不少问题和困惑，具体而言，主要有： 　　1、社会调查的启动问题。北仑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称“我院”）对拟作出不捕、不诉的所有未成年人均做了较为细致全面的社会调查，而对其他未成年人的调查则较为简单，仅通过填制《未成年人社会调查表》以记录未成年人身份情况、个人经历、犯罪原因等基本信息。而北仑公安机关注重收集与案件事实有关的情况，主要对其认为不需要提请批捕的未成年人进行社会调查。对在侦查、审查起诉阶段均未启动全面社会调查的未成年人，北仑法院只能依据自己的社会调查进行审判，而其社会调查启动时间晚，对犯罪前后表现等方面调查的结果可能失真，且该调查未经过质证，真实性难以得到保障，同时也有违法院中立审判的原则。 　　依照公检法三机关的相关规定，社会调查报告应普遍适用于所有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但是，目前公检法三机关均系根据各自的需要而有选择地开展社会调查，且主要是针对各自认为可能从轻处罚或适用缓刑的未成年人案件，而并未对所有未成年人案件启动社会调查，这显然违背了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设置的初衷，极大地影响了其作用的发挥。 　　2、社会调查报告内容不规范。我院侦查监督科在审查批捕涉及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刑事案件时，采用填写《社会调查表》的方式，以落实监护、帮教条件为重点开展调查。 　　北仑公安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案件时，对所有未成年人的个人基本信息、社会经历、家庭背景三方面进行了简单讯问，并记录第一次讯问笔录之中，以此作为调查结论，并无单独的社会调查报告；北仑区人民法院在办理未成年人案件时，采用了发放《少年被告人综合测试题》的方式，对未成年人社会情况进行了调查，在判决书中亦涉及未成年人的社会背景，但该描述十分简单，且内容基本相同。 　　社会调查是否应形成正式的报告、应该形成何种形式的报告、该报告中应该由谁负责制作、其中是否应包括量刑建议、犯罪原因分析以及量刑建议、犯罪原因分析这部分内容是否应在法庭上展示或判决书中表述，均无统一规定，对外来未成年人社会调查以及异地委托情况也没有明确规定，在收集的具体做法上存在着讯问、谈话（电话）、发放调查问卷等方式，造成了社会调查报告的格式不一，且内容相对简单，继而使得调查报告流于形式，其客观性、真实性均难以得到保证。 　　3、社会调查报告共享共用问题。我院所做的社会调查，无论是调查笔录还是调查表，均仅由我院保管和使用，并不附卷移送北仑法院；北仑公安机关所移送的该类材料，也仅以供述笔录所反映的内容为限；北仑法院的社会调查，并不在法庭审理中出示，以供控辩双方质证。也就是说，公检法三机关按照需要各自开展社会调查，做出的社会调查结论在各自系统内适用，未共享共用，这一方面造成了司法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也使得公检法三机关仅仅相信和重视自己所进行的社会调查结果，而该调查的公正性并未经过质证。目前，对于公检法三机关各自进行的调查结论是否应当移送、应怎样移送均不明确，这也是造成了公检法三机关至今也未出现过一例移送实例的原因之一。 　　4、社会调查报告的审查方式不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