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足球裁判员管理之我见.docVIP

我国足球裁判员管理之我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徐达 足球是当今世界第一运动，受到全世界各族人民的喜爱。在我国，足球同样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近年来，中国足球的职业化水平在不断提高，各级足球联赛越来越受到关注，各种校园足球比赛和业余足球比赛也在广泛进行。同时，随着职业联赛商业化加深，各足球俱乐部加大资金投入，中国足球的市场越来越大。 一方面是我国足球运动的广泛和足球市场的回暖，而另一方面近各项足球赛事中出现了许多裁判员引起的问题。 历时三年的中国足坛“反赌扫黑”刚刚落下大幕，在此过程中出现的“黑哨”等裁判员违法违规现象让我们十分震惊。其中曾经执法过世界杯比赛，被称作“金哨”的陆俊就是一个代表。陆俊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6个月，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10万元；黄俊杰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20万元；万大雪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15万元。由此看来，作为一项商业化程度高、影响力大的运动，足球比赛中出现类似裁判员失去职业道德与操守的事情是可能存在的，中国足球同样无法避免。 那如今可能存在的“黑哨现象”究竟是为什么，其根源何在？其实，说到底还是中国足球的大环境所决定的。早在足球职业联赛拉开大幕那一刻起，一条无形的“利益链”正在足协裁委会、裁判员和俱乐部之间逐渐形成：俱乐部向裁判员上贡、裁判员给裁判委员会上贡，裁判一边应付上面一边与下面勾结，一手拿源源不断的贿金，一手吹着忽红忽黑的哨子……在这条利益链上，江湖地位显赫的足协裁委会集决策、执行、监督的权力于一身，更可怕的是，他们还由此操纵了比赛胜负，并在中国各级足球联赛中反复滥用，成为牟取暴利的手段。中国足协裁委会先是归属于青少年女子部，后来成为技术部之下常设机构。上世纪90年代初的裁委会秘书长是蔚少辉，职业化之初，因为裁判的报酬太低，火车是主要的差旅工具，兼职裁判们的积极性、可控性都不高。张健强1995年接任秘书长之后，首创“派遣费”，这一名目下，裁判在各地执法的开销被摊派到各地方足协身上。“可以说，地方足协和俱乐部由此普遍地意识到了，他们有理由为裁判埋单。”一名知情者道出了自己的观点。因了“派遣费”得以延续，各类“黑哨事件”也进入高发阶段，直至2001年底兴起“打假反黑”行动，“派遣费”才宣告终结。由于“绿衣法官”在比赛中的作用突出，因此裁判“开销”很快就在职业联赛中呈几何数字成倍增长。至1995赛季，裁判收俱乐部红包成为普遍现象，一名足协中层曾利用私交先后向6家俱乐部打听，答案是6个城市各11个主场，全部比赛都需要向裁判上贡，红包少则5000元，高则上万元。“所有的俱乐部都说，他们送红包，刚开始只是想在自己的主场要个公平，而且这本来就是公开的秘密，圈内众人皆知。”据了解，当时联赛中反复出现裁判在点球等关键判罚上有明显倾向，张健强直接对足协专职副主席王俊生负责，但后者并未采取措施抑制这一苗头，理由是打击黑哨取证太难，以及担心严格处罚会让裁判走光，近而影响到整个联赛。裁委会划归新成立的技术部之后，张健强迎来了第二个顶头上司杨一民，两人又迅速“打成一片”。除了控制裁判员，裁委会还与俱乐部私通，收取俱乐部的贿赂。1998赛季起，裁判费用成为俱乐部季前预算的组成部分，反正一本是企业账自己看，一本是俱乐部的账目备查。那一年的“裁判招待费”一场5万元，一个赛季就是55万。知情人说，离任后的张健强，仍会利用自己的人脉基础，不时“参与”一下裁委会的工作，而足协内部和裁委会要员亲近的人，也会受人钱财替人办事。 总之，在高度集权的裁委会治下，没有人能说清楚，裁委会旗下有多少干净的裁判，可以肯定的是，裁判群体的职业道德评价早已一落千丈，公信力荡然无存。由此，我们也不难理解，中国足球裁判的哨儿为什么这样黑？中国足坛的“第一金哨”为何成了“第一黑哨”。 “反赌扫黑”之后，“黑哨”等裁判员现象已经几乎绝迹，但中国足球裁判的问题绝非短时间可以解决的。在这之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我国足球裁判员的裁判水平问题。 我们常常会看到中国的职业联赛中裁判做出有争议的判罚甚至是误判，这除了可能存在的某些客观因素之外，毫无疑问，很大程度上与裁判员的业务水平和能力相关。 有人对2011赛季中超联赛的裁判员判罚情况进行了统计。通过视频及技术统计显示，球点球的争议判罚时有发生，不是漏判就是错判，该判点球的没判，不该判的判了点球。22轮176场比赛共判罚球点球39个，应判未判6个，错判13个，在45个球点球判罚中，错漏判率达到近30%。因此，球点球判罚失误率是比较高的。另外，对越位等判罚的失误时有存在。 有人曾对中国与欧洲的裁判员的执法数据进行过对比分析。所统计的国内外共62场比赛,裁判员判罚犯规共17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