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守仁的“知行合一”在当今社会可以发挥的作用.docVIP

王守仁的“知行合一”在当今社会可以发挥的作用 明代中叶流行着一种风气：要想成为“圣人”，就一定要读书识字，你的书本知识越多，就越有地位，越受到别人的尊重，而不管你的实际操守如何。在这种社会风气下，不少读书人虽然学到了不少书本上的知识，但在行动上却经常做出与“圣贤”道理不相符合，甚至相抵触的恶行来。 　　王守仁经常批评他们是“知识之多，适以行其恶”，他认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流行的程朱理学把“心”“理”一分为二，造成了人们的知行分离。 　　值得一提的是，王守仁起初也是程朱学派的虔诚“信徒”。他曾经多方寻找朱熹的著作研读，并且拜访、求教当时程朱学派的大师级人物。但他对程朱理学思想的“信仰”因一件事情而彻底改变了。当时，他按照程朱理学所强调的“格物致知”，面对窗外的竹子静静地“格”了好几天，结果不但没有“格”出“知”来，反而病倒了。由此，王守仁开始转向其他的研究方向，最终形成了“心学”思想。他认为，事物之理都在人们的心中，只要人们发现“本心”，自然而然就能够依照伦理道德标准行事，更加注重人们内心的修养。 　　王守仁的独特“心学”思想，在他的教育思想上也就打下了烙印。和当时流行的程朱理学把“心”“理”分隔不同，王守仁认为“理”是存在于“心”中的，他主张“良知就是天理”。在王守仁看来，作为天理的“良知”，是人们与生俱来的，不教自会。人不分圣愚，都具有良知，即“良知之在人心，无间于圣愚”。“良知”也不会无缘无故地“消失”或“泯灭”，即“良知在人，随你如何，不能泯灭”。 　　王守仁提出，人并非生下来就可以自然而然地“致良知”的，人们在与“良知”以外的事物接触时会受到诸如物欲等的诱惑，此时“良知”就有可能暂时受到“昏弊”，即被人们的私欲迷惑，从而丧失道德本性。面对这种情况，王守仁提出要依靠教育，“良知”“不能不昏弊于物欲，故须学以去其昏弊”。通过教育去除物欲对人们“良知”的蒙蔽，重新找回“良知”。 　　王守仁从“心学”的角度提出了“学以去其昏弊”“明其心”的教育观，通俗地说，就是通过接受教育去除私欲对人们的蒙蔽。他认为，人人都可以接受教育，并有接受教育的先天条件，不管你是从事什么行业的，都可以成为“圣人”。在这一点上，他比朱熹的教育思想更具进步性. 定义“知行合一” 　　近代以来，“知行合一”学说的影响愈发扩大。对于王守仁所提出的“知行合一”学说，梁启超曾有过这样的评价：“知行合一之教，便是明代第一位大师王阳明先生给我学术史上留下最有名而且最有价值的一个口号。” 　　在王守仁所处的年代，上至皇帝下至大臣们，基本都是些腐朽堕落、贪婪残暴的人，为了争权夺利而纷争不断，社会上道德败坏，世风日下，明朝的统治面临着严重的危机。在教育上，也是腐败不堪，王守仁曾经指出：当时的文人不务正业，靠钻研一些“雕虫小技”来表现自己，相互倾轧、争夺名利，外表虽然衣冠楚楚，口头上还宣扬着自己要为恢复三代的儒学正统而奋斗，内心却如同禽兽一般。当时的学校教育，由于受到科举的影响，学生都用心于记诵八股文，追逐名利。教师所教的，学生所学的，都已经不是“明人伦”的教育内容了。 　　王守仁认为，造成这些严重问题的重要原因就在于知行分离。因此，他提出了“知行合一”的主张，反对道德教育上“只知不行”或者“只行而不知”的人。他进一步提出，当时之所以会出现道德败坏的情况，除去当时的社会大环境之外，士大夫们所奉行的程朱理学“先知后行”的道德修养方法也是一个重要原因。由于把知、行分成两个部分，因此当产生不善之念的时候，虽然还没有去实施这种不善之念，但是也无法去禁止。 经过多年的教育实践，王守仁在“致良知”的体系下，提出了“知行合一”的道德教育主张。 　　程朱理学主张“知先后行”，王守仁则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知行合一”的主张。他指出：“知是行的主义，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他认为，“凡人”之所以不能“做圣”，主要就是由于“知”与“行”分家了，“行”离开“知”便是乱“行”，“知”离开“行”便不是“真知”。因此，他主张的实质在于把“知”和“行”结合起来，不能离开“行”而求“知”。 　　“知行合一”的一个重要作用就在于防止人们的“一念之不善”，当人们在道德教育上刚要萌发“不善之念”的时候，就要将其扼杀于“萌芽”，避免让这种“不善之念”潜伏在学生的思想当中，从而解决学生的“心病”。 　　王守仁非常重视学生志向的培养，他认为一个人要成为“圣人”，就必须先立“圣人”之志。他说：“诸公须要信得及，只是立志。”立志犹如“舟之舵”，志立天下无不成之事。他曾经对学生说：“学问不等长进，只是志未立。”如果一个人不立下志向，就“譬如一块死肉，打也不知得痛痒，恐终不济事”。立了志，更要持志不移，笃行不渝。 　　这其实再次体现了他所主张的“知行合一”的道德教育观念，体现了王守仁在道德教育中注重实践和追求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