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汉民族的形成.doc

略论汉民族的形成 汉族旧称汉人，以“族”相称是晚近的事，是时代要求和它自身发展的结果。 　　汉人之称乃因汉王朝而得，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汉人的历史绝 不始于汉朝。那么，汉朝以前的汉人又叫什么？叫“华夏”或单称“华”与“夏”，“华”又有“诸华”、“夏”又有“诸夏”的称呼，其所以用“诸”字，无非表 示称“华”称“夏”的人族非一类，地非一区，部落不限于一姓一氏而已。古书是这样解释“华夏”的：第一，“华夏一也”，名称虽不同，内容却无异；第二， “华”所以言中国“有章服之美”，“夏”所以言中国“有礼仪之大”。因此，“华夏”又是“中国”一词的代用语。 　　传说周武王伐殷，“华夏蛮貊，同不率俾”（伪古文《尚书·武成篇》）。但不可信。“华”、“夏”、“诸华”、“诸夏”以至“华夏”连称，应是春秋时代的事。 　　春秋是中国历史上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变革时代，因而也是民族大迁徙、大纷争、大融合的伟大时代。“华夏”、“华”、“夏”、“诸华”、“诸夏”是与“戎狄”、“夷 狄”、“蛮夷”、“诸戎”对举相应产生的。 可以这样说，没有“戎狄”、“夷狄”、“蛮夷”、“诸戎”的存在，就没有“华夏”、“华”、“夏”、“诸华”、 “诸夏”的出现。《淮南子》一书的作者，甚至把中国所有的民族看成一家兄弟。 民族和其它事物一样，有两面性，既互相排斥，又互相吸收。春秋 时代不但呈现出民族情感的融洽与和谐，而且发生了民族意识的模糊和民族壁垒的泯灭。如姜戎氏被秦人远驱到瓜州（今甘肃安西县东南），其首领自言“我诸戎饮 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通，言语不达”，但能赋《青蝇》之诗以见志；普国则“谓我诸戎是四岳之裔胄也”，不但与之联兵，与之通婚，并发生过魏绎“和戎”的历史佳话。又如吴国贵族虽系“周之胄裔，而弃在海滨，不与姬通”，直至强大以后，才“比于诸夏”，“同于先王”。所以，“华夏”与“夷狄”的区别不完全决定于族类是否相同，而是看社会、文化发展程度如何。当然，如果把历史推向更古，则虞、夏、商、周的先公先王无不出自“蛮”、“夷”、“戎”、“狄”。严格说来，“华夏”便是“蛮”、“夷”、“戎”、“狄”异化又同化的先进产物，一部先秦史，无异于“夷”、“夏”形成史，或由“夷”变“夏”史。 　 　秦统一的同时，构成汉民族（虽然那时还没有这个名称）的四个要素，一一具备了。早在战国时代，已从“攘夷”走向大一统，在五行五方思想指导下，“华夏” 与“蛮”、“夷”、“戎”、“狄”各居中央及东西南北一个方位，“九州”说是“华夏”的统一地理概念。其它，语言和经 济的统一，也在各自努力地完成着。总之，一个整齐的模式形成了。 李慈铭主张“中国人的别称汉人起于（北）魏末”，条举了《北齐书》、《北史》中那些对汉族带有诬蔑性的称呼——“汉”、“汉子”、“汉辈”、“汉家”、“汉妇 人”、“汉老妪”、“汉小儿”、“头钱价汉”（又作“一钱汉”）。 陈垣拈复出“狗汉”、“贼汉”、“汉儿”诸恶称，甚至当时有的人以西胡为“汉”，以鲜卑 为“汉”，于是得出结论：“盖‘汉’之一字始以骂汉，后乃泛以骂人，不专属于汉矣。”据两先生所说，汉人之名始则包含了侮辱性，且是在胡人“当家”、汉人 “受治”的时代发生的，是一个民族压迫另一个民族的产物。这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汉人的出现又是民族团结的产物。 高欢的一段讲话最富有代表性， “其语鲜卑则曰：‘汉民是汝奴，夫为汝耕，妇为汝织，输入粟帛，令汝温饱，汝何为凌之？’其语华人则曰：‘鲜卑是汝作客，得汝一斛粟，一匹绢，为汝击贼， 令汝安宁，汝何为疾之？’”极力以此调和征服者与被征服者、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之间的矛盾，实际上也是胡汉分治的一种办法。 民族杂居、民族友好以及由此产生的民族团结、民族融合，历史文献为后人留下了若干片断，今举数事以为例证： 　 　１．丹州宜川县西北有库川，“川南是汉，川北是胡，胡汉之人于川内共结香火，胡唤香火为‘库’，因此为名”（《太平寰宇记》卷三十五）。胡谓“稽 胡”（步落稽）。他们“胡头汉舌，其状似胡，其言习中夏”（《元和郡县志》卷三引《隋图经》）。在这里，我们不但看到了不同民族间的生死与共，而且看到了 胡人汉化的经过。语言虽失，相貌犹存。 　　２．高昌延寿十四年（６３７年）《兵部差人看客馆客使文书》数见“汉客张小憙”及汉客某之名，而其他使客多属胡人（《吐鲁番文书》第四册１３２一１３５页）。可见胡汉同行止、同起居、同食宿，是很普遍的现象。 ３．《北朝胡姓考》一书的作者，考出北朝胡姓１９５个。计：东胡１３姓，东夷３姓，匈奴１３姓，高车９姓，西羌１２姓，氐族５姓，賨族１姓，羯族６姓， 西域１３姓，而《魏书·官氏志》已载有宗族１０姓，勋臣８姓，内入６８姓，四方３４姓。大量胡姓登录于中国谱牒世系，反映了胡人的向汉人转化，他们或迟或 早地消失在民族最终混为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