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法中的利益衡量初探研究.pdf

环境法中的利益衡量初探 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2003级博士生 周卫（430072） 摘要：近年来关于利益衡量的学说很多。作者同意将之作为“应予衡量原则”的要求的法律定位，并基于 这一视角，分析了美国和欧盟环境法中利益衡量的特点，提出我国环境基本法应当引入“应予衡量原则”， 并根据这一原则的要求对我国环境基本法进行重构。 关键词： 利益衡量 环境法 环境基本法 一、利益衡量概述 （一）对利益衡量的理解 近几年来从理论法学到部门法学的研究中都出现了较多对利益衡量的关注，其中，对于利益衡量的理解， 主要包括以下： 1、作为司法过程中法律解释方法对待。这是一种主要的看法。如我国台湾学者杨仁寿先生。他对 “利益衡 量”一词作出的解说是： “法官在阐释法律时，应摆脱逻辑的机械规则之束缚，而探求立法者与制定法律 时衡量各种利益所为之取舍，设立法者本身对各种利益业已衡量，而加取舍，则法义甚明，只有一种解释 之可能性，自须尊重法条之文字。若有许多解释可能性时，法官自须衡量现行环境及各种利益之变化，以 探求立法者处于今日立法时，所可能表示之意思，而加取舍。斯即利益衡量。换言之，利益衡量乃在发现 立法者对各种问题或利害冲突，表现在法律秩序内，由法律秩序可观察而得知立法者的价值判断。发现之 本身，亦系一种价值判断。” 大陆学者梁彗星先生对利益衡量的看法也有似于此。 根据这一解说，利益 衡量被认为是法官在对具体案件行使审判权时对所涉及的各种相互发生冲突的利益关系的评价及利益的选 择和取舍。 2、作为宪法学中违宪审查的判断标准对待。有学者指出，“宪法学说强烈倾向将利益衡量视为违宪审查方 法论的一种形态，亦即以为判断基准，然并非基于法解释之观点。准此，利益衡量不必然视为法解释，其 不过系数个判断基准，违宪审查者所得选择使用之技术而已。” 在此，利益衡量不止被看作法律解释方法， 还被作为司法判断的标准对待。 3、作为行政法上 “应予衡量原则”的基本内容和要求对待。如有台湾学者指出，在依法治国这一宪法基本 原则的实践过程中，行政机关不仅要基于政策层面、实践层面的考虑，对于有限的资源，做出合乎效益的 分配，还必须考虑到对于人权保障的衡平；要面对复杂的利益冲突，妥当地加以调整和平衡。这一利益衡 量的要求因而具备了一般法律原则的特性而成为 “应予衡量原则”。 国内行政法学者提出的“行政均衡” 原则与“应予衡量原则”有异曲同工之妙。“此所谓行政均衡，即行政主体在实施行政裁量时得全面权衡 各种利益关系以作出最佳的选择判断，它全面涵盖着均衡各种利益关系的准则，可具体导出平等对待、禁 止过度和信赖保护3项原则。” 4、作为财产法中基本原则对待。如有环境法学者称：“所有权及其他私权的行使，必须尊重社会公共福利， 这是权力社会化的必然要求，但私权如何兼顾公共利益，其具体化和现实化的过程，则需依赖利益衡量原 则的运用。” “利益衡量是各国在环境侵权救济，特别是环境侵害排除中普遍采用的重要原则。”在这 里，利益衡量直接被表述为法律原则。 上述各种关于利益衡量的不同表述，有着各自不同的语境。就第一、二种表述而言，并没有实质的区别， 杨先生表述的是法理学的普遍认识，将利益衡量作为法律解释的方法论对待，适用于对具体个案的审判； 这一认识在宪法学和民法学领域得到认同和适用。第四种表述虽然使用了“原则”一词，但整篇文章中有 时也称之为 “理论”、“方法”或“制度”，其前后表述并非一致，表达的实际内容其实没有超出第一二 种看法。与其他表述存在根本区别的是第三种看法，它是在行政法理论中形成的，超越了第一、二种看法， 利益衡量被作为行政法上的 “应予衡量原则”的要求对待，并由此而取得一般法律原则的特性，得以俯瞰 整个行政部门法法域。 上述分析表明，虽然利益衡量在法学中一开始是在司法过程中作为法律解释的方法论出现的，但后来由于 行政机关面对的利益冲突远较法院面对的利益冲突广泛、频繁、复杂，适用的各个层次的法律直接面对生 产和生活，利益衡量方法不仅在个案中频频运用，还延及行政决策和计划领域；不再局限于对个别正义和 实体正义的关注，而扩及到普遍正义和程序正义的关注，其涵盖力由此得到增强。 将利益衡量作为“应予 衡量原则”或“行政均衡原则”的内容对待，有利于对其性质和位阶作出恰当的定位，在立法、行政和司 法过程中充分考虑到相关利益，并建立起相应的支持规则，使立法、行政和司法更具有社会适应性和可接 受性。 （二）利益衡量与环境法的天然联系 综观发达国家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的环境立法、执法和司法的历史，几乎是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