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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本体：文学意义的审美生成 王岳川 艺术本体论的每一重大转向和论争都关涉哲学根基并在哲学嬗变的背景下展开。从艺术作品本体论到解释接受本体论，艺术本体论发生了重大的重心转移，并使当代文艺美学思潮从现代主义走向后现代主义。 究极而言，文艺本体的语言、意象、意蕴不是与人无关的认识分析对象，相反，艺术语言是人遭际世界的方式，它揭示着我的世界。人占有语言，语言也占有人。艺术意象不是客观认识之物，而是主体意向的注入和情思的投射。艺术深层意蕴是在人理解和解释过程中生成的，没有一成不变的所谓文本意义，也没有完全相同（或雷同）的纯客观解释。理解即文本向人的心灵敞开，解释即对作品意义的再造。 理解和解释不再是作为一种方法屈身于文艺批评领域，而是作为本体论意义上的意义创生活动，成为当代艺术本体论重要维度。 一、解释学轨迹：从方法论到本体论 对一文本或艺术品真正意义的发现是没有止境的，这实际上是一个无限的过程。不仅新的误解被不断克服，而使真理得以从遮蔽它的那些事件中敞亮，而且新的理解也不断涌现，并揭示出全新的意义。 ——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 文艺解释学何以会在当代艺术本体论中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为什么文艺本体最终必得在解释本体中达到意义的实现？为何理解不再是一种方法，而成为人与文本、世界、他人和自我相遭际的本体方式？为何作家的体验（或表现）、作品本体结构分析必得让位于作品的解释而实现了重心转移？当今西方世界，哲学、美学和文艺发生了怎样的革命？ 这些问题关涉艺术本体论的根基，必须厘清。还是让我们回到历史，从解释学由方法论到本体论的发展轨迹中，看理解、解释、意义的历史性转折。 1、理解的意义与“解释学循环” 寻找永恒的意义，似乎在当代变得飘渺而不可及。因为，哲人们感到意义的本质不是恒定不变的，而是不断生成（Werden）的。那种黑格尔式的以智力驾驭性灵，割舍生命的鲜活感，而将时间延展为空间以抵达空寂而坚硬的永恒，其结果使得哲学和诗（艺术）失去生命的丰盈，成为逻辑推理的刻板尺度。生命意义的现代甦生，使哲人们感到身心处于体验的完满中，较之玄思者苍白的演绎更为深沉有力，人们开始承认自己的有限性和不完满性，并要向僵化的尺度重新索回时间，于是艺术向本真情思的碰触，触到的是时间，是生命中颤动的生活瞬间，并将这飘逝的瞬间还原为意义，留存于个体的意识和无意识中。 正是人的体验和理解，使得飘逝的成为永恒的！然而，这一进程，在现代哲学诗学上竟艰难跋涉了近一个世纪。 解释学源远流长。然而，其所禀有的哲学精神向度却大体上可以说自德国浪漫派宗教哲学大师施莱尔马赫（F.Schleiermacher, 1768-1834）开始。他将解释学运用于哲学史的研究中，希冀通过批判的解释来揭示某个文本的作者原意，从而使古典解释学成为一门有一定哲学理论基础、有系统的理论法则，适用于诠释各人文学科的学问。他撰著的《解释学》一书，确定了解释学的基本范畴：对文本的“理解”和“说明”。施莱尔马赫的解释学既禀承了德国浪漫主义精神，又带有费希特哲学的印记。他坚持在人类文化史中能动的“自我”（ego）这个绝对的精神主体的创造性，并强调文本的作者和解释者都同“自我”这个绝对的精神主体相关联。在他看来，完全可以具有一些普遍适用的理解规则。这种理解规则可以保证避免误解。他认为由于时间距离和历史环境造成的词义变化以及对作者个性心理的不了解而形成的隔膜，使解释必然产生误解，因此，研究者必须通过批判的解释来恢复文本产生的历史情境和揭示原作者的心理体验，从而达到对文本的真正理解。他有两句格言：一句是“哪里有误解，哪里就有解释学”，另一句是，“理解一位作者要像作者理解自己一样好，甚至比他对本人的理解还要好”。因此，在施莱尔马赫看来，避免误解和对文本的创造性解释是解释学的核心问题。这样，施莱尔马赫从语法的解释和心理学的解释两个方面将古典解释学系统化了。不难看出，施莱尔马赫研究的重心已不再是被理解的文本，而是转到理解活动本身。这使其解释学理论具有了认识论的倾向，并对现代解释学产生了重要影响。施莱尔马赫的解释学理论直接启示了狄尔泰，使其将解释学这一研究解释历史文本的学问，上升成为研究精神科学[1]的哲学方法论。威廉·狄尔泰（Wilhelm Dilthey，1833-1911），是德国现代生命哲学家和“解释学之父”。他把握住了施莱尔马赫解释学中的认识论倾向，并将其进一步推进到方法论层次。这样，狄尔泰的解释学就成为其生命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并直接成为其人文科学的方法论。 作为方法论的理解，即“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