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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墨何以当随时代 　　张晖，1959年2月生于哈尔滨，1982年考入鲁迅美术学院中国画系，1986年本科毕业获学士学位，同年考入鲁迅美术学院中国画系攻读硕士研究生，1989年获文学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现为鲁迅美术学院中国画系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出版有《张晖作品集》、《高等美术院校速写教程》等。 　　 　　齐白石、潘天寿、傅抱石、黄宾虹等把中国画推向一个新的高峰之后，中国画的发展显得有些乏善可陈，画家们的绘画能力、学养、画品、水平都和以前相差甚远。这到底是什么原因？笔者在思索中把目光转向石涛，他不仅把中国画推向了一个高峰，其绘画理论也对同时代及近现代中国画的发展均产生了重大影响，直至今日，石涛的艺术思想仍然是绘画界实践的重要指导思想之一。我们今天很多人推崇石涛画论并身体力行，为何结果却不如人意？那么究竟是石涛的实践与理论有问题，还是我们把石涛的理论曲解了？如果说石涛的理论有问题，那么齐白石、潘天寿、傅抱石、黄宾虹等深受石涛思想影响的画家们又为何会取得重大成就？如此，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我们没有深刻认识、完整领会石涛的艺术思想，而是曲解、误读了石涛并付诸实践，因而导致了当代中国画水准的每况愈下。 　　关于中国画的发展在20世纪初期理论界曾进行过激烈的讨论，“中西合璧”成为当时的一种主要观点，可以说时至今日持这一观点的人仍然占据了中国画界的主流。“中西合璧说”的早期典型代表人物为林风眠、徐悲鸿等。徐悲鸿曾有著名画论：“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画之可采入者融之。”在那个时期这一理论看似一种理想的、近乎完美的解决方案，所谓取各家所长，补其所短。在这一理论支撑的背后有不少画家全身心地投入创作实践，经过长期的实践之后却发现有很多问题逐渐浮现，成功的人总体来看也少之又少。笔者认为持这类观点的画家也只有林风眠、徐悲鸿能算是成功者。而林风眠的成功是因为他首先提倡中西结合，创新中国画，是因教育和改革成就而产生影响的，功并不在他的中国画创作。徐悲鸿的成就则主要是在油画、素描等方面，中国画也不算是他的长项。 　　为什么“中西合璧”走到现在会出现上述的问题，笔者认为这一命题本身在哲学上就是错误的，而且是常识性错误。命题错了，所以实践肯定不会有好的结果。因为任何事物都是由阴、阳两面构成的，既有缺点也有优点。如果把事物的缺点抽掉，同时它的优点也就不存在了。优点越大，其相对应的缺点往往也越大，恰恰是大缺点铸就了大优点。比如山越高，阳面越大，同时它的阴面也相应变大，如果试一下把山的阴面缩小，是什么样的结果？那阳面也会同时缩小。优点和缺点是相对的、有条件的，在不同的条件下还会相互转化，在这个系统里是优点，换到别处就不是了。中国画是一个完整的互为因果的系统，如果抽取掉一个因素，整个系统就都不复存在了，西画也是同理。中国画就如同一座高山，它磊起的越高，其阴影越大，我们欣赏高山仰止，就要容许阴面的存在，这才是科学的认识。如果消灭阴影，只有将山夷为平地，所以“中西合璧”说无论是理论与实践都是行不通的。 　　而从石涛开始的“借古开今”说在很大程度上发展了中国画，取得了辉煌成绩的艺术家们大抵走的都是这一道路。石涛为什么没有提出过创新中国画要走“中西结合”之路呢？笔者通过研究、考证得知石涛曾见过大量的西画，并对西画有相当深的研究认知与把握，他曾有一段话是这样的“世人形似尔，竹也萧萧，水也迢迢，似则似尔，美则美尔，然究其竟，乃无灵魂也。人之身心为像所拘，画沦为徒然形色之具。一画之弊也”。以上文字石涛虽然没有明确指向，但态度已表明其对西画的评价与认识。他认为西画的写实风格，对写意的中国画来说是缺点，画啥像啥，也很美，但缺精神的融入，画家模拟照抄物象表面，为“象”所拘泥，把画变成物象的面具。石涛在这方面与苏东坡的论画观点相一致，他们站在文化高点上的思考源于其对中国文化的精通。 　　石涛的另一重要观点“笔墨当随时代”的“随”其本意是说笔墨因时代而不同，也就是笔墨具有时代性。重点强调不为古法所拘，不为外形所限，不为先人的理性控制，不为他人风格所囿，我手写下当下之我。石涛的理论还有“画随性起，性随画生，无古无今，无山无水，无人相，无我相”、“天生自有一人执掌一人之事”等，因而它的“随”是具有的意思，是不看古人，也不看今人，“画随性起”，不是“跟随”，本来时代就是跟不了的。石涛本人的绘画实践也恰恰是一反清初“四王”的因循守旧而走出的一条属于自己的路，他自己也没有“跟随”时代。 　　今天所说的中国画要笔墨当随时代、追求时代性初看没错，但付诸实践其实也是行不通的。为什么？当下的时代在哪里？谁代表时代？时代的划分是后人定的，当代人其实是看不清的。“随”谁跑都是模仿，都会失去“自我”，都是违背石涛思想的。人为地去追求所谓的“时代性”即丧失了自我，恰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