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阔天空 任飞翔 林航和他的绿洲.docVIP

海阔天空 任飞翔 林航和他的绿洲 　　“我曾怀疑我走在沙漠中,从不结果无论种什么梦,才张开翅膀风却便沉默,习惯伤痛能不能算收获,庆幸的是我一直没回头,终于发现真的是有绿洲。”每每有人问我你为什么会用“绿洲”这个词作为工作室的名字的时候,我都会提到信乐团的这首《海阔天空》。还因为英文“OASIS”一词在中文中的解释是令人宽慰的事物或处所。电影不是一个人可以去完成的事情,也不是两三年一蹴而就的买卖。在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中工作室就是有一个我们承载的现实生活与电影理想的空间与平台。 　　 　　用“工作室”作为开始 　　 　　2004――2007年大学毕业后的三年间,和许多同龄人一样,我换过几份工作,考过一次研究生,做过很多种尝试,不一样的倒是在此期间游历了中国的十几个省市,完成了一次自我发现和事业定位的旅程。 　　2007年是很关键的一年。那年春天,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们远赴贵州山区拍摄纪录片《脸子》。这是一次至今都非常令人怀念的拍摄,在整个过程中,摄制组的五个人,制片人、导演、摄影师、美术、花絮导演,就像一个手掌上的五根手指,当它们紧紧地握到一起的时候,仿佛就没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也正是如此,在这个团队的基础上衍生出了之后的绿洲电影工作室的雏形。那年的夏天,经历过一场大病痊愈之后的我决定结束之前个体影像工作者的状态,转而开始用“工作室”的形式开始一段新的旅程。 　　 　　第一个三年的生存之道 　　 　　工作室成立于2007年8月,当时我把一半的积蓄都投入到在位于上海市中心的一套小复式酒店公寓半年的房租与押金当中,但并没有急于开始赚钱,而是选择了每天开门会客。在短短三个月的时间里面,工作室前后接待了业内外的朋友不下500人次,每天我都做详细的会客记录以及安排之后的会客邀请。这三个月时间是工作室开业一场漫长的发布会,也是让别人了解你工作室的同时,你也了解了不少市场的需求和你生存下去的空间。 　　那段日子表面是光鲜的,但内心却十分的煎熬,毕竟每天都是在支出,入账却几乎为零。还不如我一个人单干的时候来钱快,但从现在看来证明这样的选择还是正确的,毕竟机会不是完全靠等待,更多的是靠创造。 　　 其实上海的影视圈子并不大,无外乎上海电影制片厂、SMG、广告圈、中小型宣传片制作公司和若干独立制片人。时间长了,这个圈子里面的人大多都认识,即使不认识的也不需要通过二层以上的关系也就认识了。我们工作室从成立至今90%的商业项目都是由工作室内部的成员和朋友引荐的,所以在业务上并没有采取公司化的大举扩张和营销手段。用心地关注身边不同圈子和体系的业内人员所举办的活动,积极参与其中。大多数的机会都出现在不是机会的机会里,这关键是看你如何运作自己和人际公关了。任何营销到了最后还是人的营销,做到知己知彼,那就有项目了。 　　转机出现在工作室成立的半年以后,其实那也就是快“弹尽粮绝”的时候了,工作室凭借着一系列大型企业年会视频的拍摄和制作,得以在财务问题上得一缓解。虽然去拍摄和制作那些千篇一律的会议场面不是我做工作室的初衷,但在当时那样的“活”却是能够实实在在地让工作室维持和继续下去的依据。 　　在缓解了生存危机后,工作室又走回了“不赚钱”的老路。例如策划影片放映活动、青年电影人沙龙、参与到不少国内外电影节的选片和联络的工作之中。在那些外人看来不是机会的机会当中却滋生出了之后的很多在商业项目上的合作。 　　 　　商业上的定位 　　 　　绿洲电影工作室还是一个尚在成长之中的团队,很难去用什么理念和口号概括。如果非要有什么解释的话,那就一如英文“OASIS”一词的中文解释中的那句:令人宽慰的事物或处所。因为电影不是一个人可以去完成的事情,也不是两三年一蹴而就的买卖。在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中工作室就是有一个我们承载的现实与理想的空间。 　　因为是从拍摄纪录片开始的缘故,工作室起初的定位还是希望能够通过各种渠道获得资金,每年拍摄一到两部纪录片为主要工作目标的。为此,我也曾做过不少南征北战的求索,但中国纪录片市场的现实是残酷的,光靠纯粹的纪录片想养活好自己对于一群刚出道的年轻人来说是非常困难的。 　　现实中,大部分的项目还是商业性的视频拍摄和制作,但有的客户之所以选择我们工作室也是看到了我们的不同之处。在每次提案和制作的过程中,我们都会把一个客户看成是一个纪录片长期跟拍的对象去了解和把握,对于其公司和业务的定位在视觉呈现有很大的前瞻性,往往拍摄时候会考虑到如果去构筑一个公司的影像史。于是,我们就有了不少长期合作的客户,进而那些客户所有纪实类的拍摄和制作都由我们承接下来了,同时业务也就衍生到了其广告TVC的范畴。 　　工作室的另一项业务主要是在上海本地的制片协助和拍摄上,由于在上海的人脉以制片成本上有一定优势,我们经常会和国内外的一些影视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