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角的租书屋.docVIP

街角的租书屋 　　选择生活，选择工作，选择家庭，选择―本书。 　　选择健康，选择起点，选择朋友，选择―本书。 　　你选择你的未来，旅途，仕途，前途，宏图。 　　我干嘛?我选择―本书。 　　理由呢?没有理由。 　　 　　生活在校园里，有N多好处，其中之一便是读书方便。校园里自不用提了，单说校园外的那条小街，就因为依傍着大学，终日餐诗饮词，被熏染得极有文化，因此在街角接连开起了几家租书屋，虽然校园里一茬接一茬的新生来了，老生毕业，十几年的时光流逝了，但街角的那几家租书屋依然是“铁打的营盘”。静静地吞吐着那些爱读书的“流水兵”们。 　　要承认自己是一个喜欢泡租书店的人，是需要很多勇气的，首先，在受母亲管制的青春期里，那几间租书屋，因为被视为“里面都是闲书，都是精神鸦片，读起来既浪费时间，又影响学习”，所以坚决不允许踏入。每当假期来临，母亲都会要求父亲将我领进学校的图书馆，去借大部头的中外名著读，但是从图书馆出来，我会向父亲要几块钱，偷跑进街角的租书店，租几本港台小说，然后夹进从图书馆借来的书中，抱回家，母亲很少察觉。 　　其次，那几间租书屋，难见翰墨书香的清雅，都不大，书架靠墙立着。出租的书从墙角堆到天棚，屋里因为长期通风不好，混杂着旧书味、生活味的空气往往十分污浊，出租的书也不整洁，因为被无数只手借过，翻过。书脊发黑，书页卷起，摆在简陋的书架上，如一排排凋花败柳，迟暮之态让人不想去触碰。这样的租书屋，用亦舒的小说《莫失莫忘》中的话来形容就是――“她整个人看上去有一种过时、不健康、阳光下灰尘里的美，带点霉气的”难怪母亲会要阻止我出入其中。 　　所以我知道，才高八斗的人学富五车，但租书店里的书一定不在那拉书的车上，但尽管如此，我偏偏就喜欢租书屋用霉气熏出的那种陈旧的气息，每次终于得机会站到书架前，我都像被一块温软的旧披风包裹住一般，身和心都放松下来，心底充溢着莫名的喜悦和期待。不知又将邂逅怎样一段缠绵的爱情故事?进租书店主要是奔言情小说去的，像三毛、琼瑶、亦舒、严沁、岑凯伦、姬小苔、席绢……这些言情小说大腕们的作品我几乎都读过，那些书，成为让我情窦初开的启蒙教材。 　　看过电影《疯狂的代价》之后，我断定该片的编剧，后来被称为“中国第一编剧”的芦苇，在发迹之初，也是个爱泡租书屋的人。影片中哥哥批评弟弟看的书乱七八糟，然后他推荐：“《射雕英雄传》《无敌鸳鸯腿》都是好书。”我乐：这一定是爱租武侠小说的；当工商局的女干部批评‘青青书屋’里的书档次不高时，店主谢园答道：“你在我这儿看了一百多本书了吧?不还是一身正气，人这玩意，只要心里美。什么都不怕。”后来，这句话成为我出入租书屋的心理支柱。 　　但有一次，我还是为自己站在租书店里而脸红了：那天租书时，意外发现登记书目的是一位陌生的大哥哥，店主阿姨在一旁笑着说：“这是我大儿子，在工大念研究生呢，假期来店里帮忙”，然后她指着我对他说：“这个小姑娘，可喜欢读书了，总来借书。”那一刻，我多希望自己手中拿的是《安娜?卡列尼娜》《罪与罚》，而不是《花龙戏凤》《我就是赖你，怎样?》……那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好意思再去那家租书屋了。 　　租书屋所在的小街，也是有名的小吃一条街，当煎炒烹炸的香味飘窗而入，让看书的人分外饥肠辘辘，但朝父亲要的钱毕竟有限，所以在眼福和口福之间权衡，只能选择前者。诗人北岛也曾是小人书店的租书常客，他在《城门开》一书中写道：“在小吃店旁阅读。多少有点儿英雄主义色彩，等于抗拒各种威胁利诱，绝不做叛徒。”北岛认为：“读书与上学无关，那是另一码事：读――在校园以外，书――在课本以外，读书来自生命中某种神秘的动力，与现实利益无关。”我将这段话奉为圭臬。 　　租书屋也是一处淘宝的好地方，只要有耐心，有眼光，总能发现宝物，钟小阳的《停车暂相问》、廖辉英的《红尘劫》、亦舒的《两个女人》、苏伟贞的《世间女子》这样的有故事、有文字，并且文字中有“乐音、嘈杂声、嗅觉和色彩”的好小说，我都是在租书屋里那一堆花花绿绿的言情小说间发现的。 　　写《逃学为读书》的三毛，十一、二岁时。“当我发现‘建国书店’是一家租书店的时候，一向很听话的我，成了个最不讲理的孩子。我无止无休的缠住母亲要零钱。她偶尔给我钱，我就跑去书店借书”，从踏入租书店的那一刻起，三毛便“跌入这一道洪流里去，痴迷忘返”。 　　因为老爸是开租书店的，所以少女时的苏伟贞白天黑夜泡在言情小说俊男美女情史里：“惦着这本想那本，被自己扰得魂不守舍，恨不得长出几对眼睛：旧的未看完，放学没进店门老远放出连珠炮：‘依达来了没有?严沁呢?’我爸则从棋盘或书页间回丢个卫生白眼：‘谁都没来，人在香港忙着呢!’”长大后，开始自己写小说的苏伟贞凭《红颜已老》声动台湾文坛，当有评者指出她小说中“情爱幻想具有通俗小说特质”，是“挪用精英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