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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晋商赈灾义举 　　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国家作为肩负养民之责的权力实体，一直承担着在荒赈中的赈济职能。在地方荒赈中则相应由地方政府承担这一事务。但到了明清时期，随着国家救荒力不从心，渐渐兴起了地方精英的赈济行为。这种社会赈济成为与国家赈济并行的重要方式而广泛存在。由于饱受传统道德文化教化，明清时期商人普遍有厚德经商、重义轻利的意识倾向。在获得厚利后。商人往往把报效社会作为一种使命或取得社会认同的手段。许多商人对修路、补桥、赈济贫困、施舍教化比较热衷，经常把经营所得取出一部分捐于公益事业或“慈善事业”。在山西，晋商以其经济实力在地方社会中为公众瞩目，在灾荒之时，他们自然成为赈济中的重要角色，作用尤为凸显。 　　 　　明代 　　 　　商贾多赈 　　明代山西多次发生灾荒，赈捐粮食1000石以上、3000石，甚至万石者，雍正年间《山西通志》共记载了24人。而这24人又有较多集中在明代商贾较多的晋南地区。如在正统五年的大旱中，临汾即有张彦直、曹义、李福荣、李兴和张林各出粟千石赈饥，相邻的襄陵也有卢渊、王复新、孙仲铭捐粟千石赈饥。宣德年间，猗氏大饥，乡人陈胜出谷3000石以赈。崇祯十三年的灾荒中，猗氏人王锦锦和荆世承分别输粟7000余石和2000余石助官府为赈，蒲州人张四荫也以千金赈济。其他一些小的商人赈济就更多了，如阳城商人王重新，在万历十三年村中大饥时又主动“悉发其家粟以赈饥者”。明末潞城白遭兵燹交作以来，“土著窜者什之三四，产无者什之四，以致正供之内岁积、老荒若干两。”在百姓居无定所、生计无着时，县令却开始夙夜加紧收税。潞商侯某见之“不禁侧然。日：嗟哉!下民堪一岁数征乎?”于是自己拿出2000金按季度代百姓交纳，如此，义“而小民初不之知也”。从这些可见当时在灾荒之年的赈济中地方精英，尤其是商人的作用已相当突出。 　　 　　清代 　　 　　个人救荒 　　到了清代，晋商进入鼎盛时期，当灾害发生之时，他们在赈济中期的作用也更加重要。这在光绪三年山西发生的大旱灾中表现得尤其显著。时至今日，在各地乡民中仍然流传着当年许多商人救荒救灾的故事：“孙淑伦，祁县人，光绪三年晋大饥，哀鸿遍野，公急赈济，出银一万六千两……复出米数千担，护救村人……” 　　文水土堂村贾怀宝、李让在北京经商。光绪三年大旱，贾家在土堂村修建房屋，李家从北京往回贩粮，土堂村不论年龄大小，都去贾家盖房，领得工钱，然后去李家买粮。所以，当时其他村有饿死的，独土堂村没有。“李家贩粮，贾家盖房”的故事，至今仍在乡民中传颂。 　　这样的口碑传颂，表达的是乡民世世代代对救助者的感恩和怀想。许多这样的助赈被记录在村史中，世代流传。1980年《祁县里村修善村村史》稿本中就记载了光绪三年大旱时商人对村民的救荒之恩：“光绪三年大旱，我村开明商人孙继申、王稀英、郝常发三人将其家中存粮捐献出来救济灾民，是我村饥民得到了一点保命粮，加上树皮草根，得以度过三年大难。” 　　面对这样的大灾，晋商中的一些巨富更是做出了许多赈灾义举。阳泉张氏家族的当家人张士林在父亲张大聘的支持下，主动捐银八百两，并劝本族张大亨与张敦秩分别捐银四百两和六百两，解决了部分灾民的燃眉之急。榆次常家同样也有义举，先后捐3万余金。蔚字五联号的东家侯萌昌捐出1万两。祁县乔家乔致庸一人捐3，6万两，在县内捐赈最多，县志列为首位。毛履泰捐银8400两，捐钱1300千文。介休冀氏家族冀以正“偕同昆弟，出金6万，赈助乡人”。 　　 　　群体出力 　　除了个人救荒的义行之外，还有商人群体出力的赈济形式。清代祁县商人高顺理对商人自己家乡的救灾实况，做了这样的记载：“光绪三年旱灾年荒…-?设立救荒社，舍粥赈济……求本村关帝庙助白银一千三百两，村中富户共捐谷米九十担有零……在平遥“富户一百六十七家和城乡当商票号钱行各铺户，共捐银二十二万一千七百六十四两，制钱二万九千五百六十串文。达蒲李家各门，共捐银钱合银六万七千六百两，赈大口十万三千零，小口四万六百八十九口。栖留所二处，男所一百四十余口，女所二千八百余口……收养幼孩七处，收至一千六百八十九口。始终经理其事者，邑绅郭开运、范凝晋、李继庚、刘庆和、许尔日、冀日章、陈云章、呼嗣炎、米养琅、刘培厚、成铭等。”黎城当时也是灾荒流行，饥民失散。黎城知县郑灏请示获准，先后平粜仓谷2130余石。同时，仅商人富户的捐款就达到18847缗(千文为一缗)，用以赈济灾民。这是非常可观的商人赈灾捐银实例，且其中述及的经理人也多是商人富贾，可见晋商在这次赈灾中的巨大贡献。 　　 　　群体捐助 　　更为甚者，参加这场救灾的是整个晋商群体。短短几个月内，晋商共捐银125万两。各商号、票号都有不同数额的钱粮捐助。晋商票号还承担了捐款的募集、汇兑和发放，协助政府进行救灾工作。蔚丰厚掌柜范凝晋受县令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