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八股盛行之缘由.docVIP

精品论文 参考文献 简析八股盛行之缘由 韩皓宇 山东省东营市第一中学 257091 　　鲁迅先生对科举制度是深恶痛绝的，八股文自然是他尖锐批评的议题之一。他在《透底》中说：“八股原是蠢笨的产物。一来是夸官嫌麻烦——他们的头脑大半是阴沉木做的，——甚么起承转合，文章气韵，都没有一定的标准，难以捉摸。因此，一股一股地定出来，算是合于功令的格式。用这标准来lsquo;衡文rsquo;，一眼就看得出多少轻重。”这个来是他批评八股文申疏无用的话。虽然八股文有如此多的弊端，但八股文从明代至清末，一直沿用了五百多年，其不但契合了统治者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而且符合科举考试追求公正性的需求。 　　从加强封建集权统治的角度而言，明清八股文命题范围和作答都有明确的要求，不允许考生自由发挥，使考生必须精通和恪守程朱理学家所信奉的孔孟之道。因此，凡是答题有违孔孟之道的，不仅要被淘汰，还有可能被追究责任。这样，八股文就显示出它特有的政治功用，即可以统一人们的思想。因此，通过开科取土，诱使广大士子只读朝廷规定的儒家经典，有利于强化封建集权统治，这是明清统治者长期使用八股文的一个很现实的考虑。 　　除了政治上的需要之外，八股文得以长期使用，还是科举考试公正阅卷的需要。八股文有相对固定的格式，考官只要看考生的八股文的每股是否符合音韵要求，内容是否充实，就能很快地、而且相对客观地给出评阅结果。因此，八股文的功能相当于我们现在考试中的客观题。为什么这样说呢? 　　唐代进士科举的诗歌、宋代的经义与诗赋基本没有固定的格式，考生可以任意发挥，导致考生片面追求文字的数量，真正高水平的文章很少。宋代的洪迈在《容斋随笔》中说：“现在科举考试用经义来作答，考生动不动就写出了两子千字的文章。他们的想法是将文章写得长一些，以显示自己的才华，但大多数都是空洞无物，真正是精品很少。”因此，他认为必须限制考生答题的字数，以减轻阅卷者的工作量。此外，由于考场所用的文体没有相对固定的格式，考官有时也可以凭个人的兴趣、爱好给考生定等第，这与考试要求的客观公正原则不相适应。而八股文的山现正好解决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八股文不仅有相对固定的格式，而且对字数也进行了严格的限制。 　　我们现在考试的客观题是要求考生选择ABCD等字母答题，既可以用电脑来阅卷，也可以用人工阅卷，无论哪种方式，都不存在阅卷的误差，阅卷的效率是非常高的。八股文也有同样的功效，由于有固定的格式，不同阅卷者对同一篇八股文的评价基本相向。 　　《万历野获编》记载：万历二十二年(1595)，乙未会试名单公布后，邹泗山为第二名，他的试卷原本得到阅卷的同考官赏识，将他推荐为第一名。但是，有另外一位同考官推荐了陶石篑的考卷，这份考卷的八股文得到了正、副主考官的赞扬，陶石篑力压邹泗山，被录取为会元。邹泗山感到非常遗憾，也很不甘心。 但等到公布录取名单后，有知道内情的人曝光说，陶石篑的八股文只是将已经出版了的八股文范文一字不漏地默写上去，根本不是他自己写的。由于当时的科场条例并没有规定不能在考试中用这些八股文范义，因此并没有将陶石篑的这种行为看做是舞弊，这最多只能看做是阅卷者失职而已。但我们知道，明代八股文范文的读本完全可以用汗牛充栋来形容，考官们不可能看到所有的范文读本，出现这种情况也是在所难免的。更何况，这些范文是历代科举考试成绩优秀者的文章，不同的房官都能从数量众多的试卷将其挑出来，恰恰也说明八股文是有利于考官公正、客观地阅卷的。 　　清代笔记资料也有类似的记载。据《淡墨录》卷十四记载：乾隆十六年(1751)辛未科状元吴鸿担任湖南学政，由他负责科试，挑选秀才参加乡试。乾隆二十七年(1762)壬午科湖南乡试的正主考官的是著名经学家钱大昕，副主考官是新科状元王杰，这三位不但是写作八股文的高手，而且也是评阅八股文的高手。乡试结束后，考生们将自己在考场中写的八股文默写出来，请吴鸿看，希望吴鸿能帮自己预测成绩。通过认真审读这些文章，吴鸿最赏识丁甡、丁正心、张德安、石鸿翥、陈圣清等五人的文章，预计这个五人肯定会中举，并发誓说：“如果这五个人没有这次考中举人，那我就不再评阅八股文了。”拆卷的那天，吴鸿在家中大摆宴席，一边让人家去探听消息，一边与众人饮酒，他是想让来参加宴会的人称赞他评阅八股文的能力。过了一会儿，去探听消息的人回来了，他说现在先填写了第六名至最后一名中举考生的名字，在这些名字中．只有陈圣清一个人的名字。这让吴鸿感到非常吃惊，他心里想，如果只有陈圣清一个人考中，那今天不是面子都丢尽了吗？正当在座的嘉宾们小声议论时，又有人来报告，“五魁出来了，其余四个人的名字都在其中”，也就是说吴鸿所看中的人人不仅全部中举，而且还占据了前五名中的四个名额。这让吴鸿大喜过望，一时传为传话。由此可见，在贡院外的吴鸿与在贡院内的钱大昕、王杰对优秀试卷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