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中国和西方法律翻译史.docVIP

第一章 中国和西方法律翻译史 前言 本章分为两节，分类详细阐述了中国和西方的翻译史和法律翻译史。由于法律翻译只是翻译活动的一个分支，与历史文化的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因此，第一节中国翻译翻译史分为两个部分：首先介绍中国翻译史，然后介绍中国法律翻译史；第二节西方法律翻译史也同样分为两个部分：首先介绍西方翻译史，然后介绍西方法律翻译史。在这个章节，要求学生系统学习了解中国和西方翻译活动，尤其是中国法律翻译活动的变化和发展，以及对当代社会的影响。 1.1中国法律翻译史 1.1.1 中国翻译史的发展 法律翻译是翻译的一个分支，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经历着岁月的打磨和洗礼，其发展较为漫长和曲折。放眼看去，中国法律翻译与中国翻译史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其发展也与中国翻译史和中国历史文化发展史有着必然的联系，因此在学习中国法律翻译史以前就必须先了解整个中国翻译的历史发展和现状，了解中国与西方的文化交流历程，以及中国翻译史背后所蕴含的历史轨迹和文化脉络。 中国翻译史通常被划分为古代、近代、现代和当代四个部分。 一、中国古代翻译史（先秦－清乾隆初年） 中国的翻译活动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代。当时的诸侯国家相互之间交往就出现了翻译，如楚国王子去越国时就求助过翻译。当然这种翻译还谈不上是语际翻译。中国真正称得上语际翻译的活动应该说是始于西汉的哀帝时期的佛经翻译。那时有个名叫伊存的人到中国来口传一些简单的佛经经句。我国翻译史上有文本的笔译，始于东汉桓帝建和二年（即公元148年）的印度佛经的翻译。自此，我国的佛经翻译活动就正式开始了。 从东汉末至北宋初的佛经翻译，将近千年，其时间之长，可以视为中国翻译史的一大特色。 佛经翻译是印度文化与中华固有文化之间的互补性的平等交流。虽有抵触但最终融合，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本土佛教。其原因在于：一是因为印度佛教在传入时即依附和迎合本土文化；二是印度佛教本身也具有与中华文化相近或相通的因素，而且包含可以补充中华传统文化的特定内容。 从东汉末年到北宋末年的佛经翻译大致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东汉末年到西晋，是草创时期（即公元148年－316年）。 主要是外籍僧人和华籍胡裔僧人，翻译主要靠直译，甚至是“死译”、“硬译”，采取口授形式，因此可信度不高。 第二阶段从东晋到隋，是发展时期（即公元317年－617年）。 翻译由私译转为了官译，佛经翻译活动开始组织有序地进行了。东晋前秦时朝廷设置了译场，由高僧释道安（公元313年－385年）为译场主持。由于释道安本人不懂梵文，惟恐译文失真，因此他主张严格的词对词、句对句的直译。当时的佛经《鞞婆沙》就是按此方法从梵文译成汉语的。为了把握好译文的质量，释道安在此期间请来了著名的翻译家天竺（即印度）人鸠摩罗什。鸠氏考证了以前的佛经翻译，批评了翻译的风格，检讨了翻译的方法。他主张意译，纠正了过去音译的弱点，提倡译者署名，以示负责。他翻译了三百多卷佛经文献，如《金刚经》、《法华经》、《十二门论》、《中观论》、《维摩经》等。其译文神情并茂、妙趣盎然，堪称当时的上乘之译作，至今仍被视为我国文学翻译的奠基石。他第一次把印度佛学按本来面目介绍过来，对六朝时中国佛学的繁荣以及隋唐佛教诸宗的形成都起了重要作用。隋代历史较短，译者和译作都很少。 这一阶段的佛经翻译有以下特点：第一，苻坚和姚兴开始组织译场，选拔大批人才参加翻译活动，由前一阶段的私译转入官译，由个人翻译转入集体翻译。第二，此阶段的翻译原本往往不止一种，这就便于相互校勘，使译文更为正确。第三，在翻译理论和技巧的研究上，这阶段也有所发现，有所进步。第四，这一阶段南北朝两方统治者都把佛教作为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工具来加以利用，因此佛教在南北两方都得到发展。 第三阶段在唐朝，是全盛时期（即公元618年－906年）。 主要译者多为本国人，他们除了精通佛理以外还精通梵汉两种语言，其译作在质量和数量上都大大超过了前两个阶段。加上唐朝统治者的重视和主持，这一阶段的译经活动达到了顶峰，出现了玄奘、不空、义净等著名的僧人译经家。伴随着佛教的佛教入传，印度的哲学、文学艺术对我国发生了深远的影响，印度的医学、天文、算术乃至语言在我国也有一定的影响。从佛教翻译开始，翻译家们就开始总结实践经验，探索翻译规律。支谦突破了以往的直译法，开始追求文字的典雅，在最早的《法句经序》中已初见“信达雅”的端倪。道安总结出了“五失本”、“三不易”的规律，主张直译，译文不增不减，只是在词序上作些调整。彦琮在其论著《辨正论》中提出了翻译要列“十条”和对译者的要求“八备”。玄奘提出了佛经翻译中著名的“五不翻”的原则，并为译经者进行了十一种详细的分工。赞宁提出译经的“六例”。这些论述奠定了中国传统翻译理论的初步基础。但是到了唐末，由于无人赴印度求经，佛经翻译事业逐渐衰微。 第四阶段从北宋至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