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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读中日书法珍品展 　　书法艺术，源出中国。晋韵悠远，唐法谨严，宋意淋漓，元明尚态，各具特色，文脉绵延。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韵书艺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早在唐代，随着邦交活动与民间往来的开展，中国的书法艺术渐播域外，日本受到的影响是最大的。从贞观四年(日本舒明天皇二年，公元630年)到乾宁元年(日本宁多天皇宽平六年，公元894年)，日本前后共派遣了20批“遣唐使”来华，其中包括押使、执节使、大使、副使、判官、录事，以及史生、知乘船事、造舶都匠、译语、主神、医师、阴阳师、东师、画师、留学生和学问僧等，约有五千令人。使团中除了专门负责文书抄写的史生，其他人如大使、副使、判官、录事等也大多通晓经史，擅长文艺。这些使者受到皇家的礼遇，也为博大精深的中原文化所折服。在这些使者中，对书法艺术的传播贡献最大的要算留学生与学问僧，他们在中国居留的时间通常比较长，少则几年，多则二三十年，甚至有终老于中国的。他们汲取了中国书法艺术的养分，回到日本，整理日本文字，分别利用汉字书法中楷书的点画和草书的偏旁，创造出片假名、平假名，从而使特属于日本文字的书法艺术由此诞生。中日两国的交流不仅让书法艺术远播海外，也使许多中国古代书法艺术家的杰作传入异域，在远离故土的地方散播芬芳。 　　中日两国的友谊源远流长。千百年来，两国人民一直有着频繁的文化交往，流行于两国间的文字形式，是最好的历史证明。这次展览，汇集了中日书法史上最重要的作品。参展文物共一百余件。日方展品来自包括日本宫内厅在内的十多家公私藏家收藏的珍品，中方展品是上海博物馆的珍藏。此展规模之大、文物级别之高，在书法展览史上可谓空前。 　　展品中珍品汇聚，展品皆属著录典籍、流传有绪的重量级国宝文物。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六十余件中国古代书法作品，足以组成一部完整的、沉甸甸的中国书法史。因其每一件作品，无论是作为中国书法发展史的源头，还是流派中坚，都是赫赫有名的至宝。而日本古代书家33件作品，则充分展现了中国文化对日本书法的巨大影响和渊源关系。因此，此展具有经典性、系统性、文献性和观赏性的特点。 　　经典性表现在展品均属极其珍贵的文物，它们在汉字书法的各个阶段都是具有代表性的经典作品。系统性即展览系统展示数千年间中国书法历史的发展脉络。尤其突出了中国书法史上大篆、小篆、隶、行、楷等诸体演变至成熟期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代表作品。战国时期的《石鼓文》北宋拓本，为秦始皇统一文字前大篆的代表作品；秦代李斯撰写的《泰山刻石》(165字本)则是小篆的典型代表；汉隶方面，有历来公认为汉隶典范的《曹全碑》(因字不损本)等；《孔子庙堂碑》、《孟法师碑》、《善才寺碑》属著名“临川四宝”中的名品，为虞世南、褚遂良、魏栖梧等唐楷大家之作，皆属稀世名宝；唐代草书有怀素、高闲之代表作品；宋、元大家如苏东坡、黄庭坚、米芾、蔡襄、宋高宗(赵构)、沈辽、赵孟顺、鲜于枢、杨维桢等参展作品亦早已脍炙人口；明、清主要书家如祝允明、张弼、沈周、文徵明、徐渭、董其昌、王铎、黄道周、朱耷、金农、赵之谦、吴昌硕等令人瞩目。以上作品件件可谓书法史上传世之经典楷模，所构成的书法史脉络分明，精彩纷呈。 　　日本古代书法家的作品，包括从奈良、平安、室町、桃山至江户时代日本书法史上的主要巨匠作品，较为系统地层示了中国书法对日本书法的巨大影响。奈良时代有圣武天皇的名迹；平安时代前期“三笔”之一的空海奉派遣出使中国，不仅带回了佛教旨义，而且吸取了中国书法的精髓，学唐代诸大家并自成一家，参展的空海代表作品有《金刚般若经开题》等三件；号称平安时代后期“三迹”的珍品，有小野道风的代表作《唐诗断简》、藤原行成的《白氏诗卷》、《书翰》等。 　　文献性体现在有意识地挑选一些具有学术探讨意义的作品作组合展出，让观众和学者零距离地观摩，以有助于展开深入研究。例如这次将日本典藏王羲之的《丧乱帖》、《孔侍中帖》、《妹至帖》、《定武兰亭序》 (吴炳本)、《集三圣教序》(松烟拓本)、《十七帖》等，与上海博物馆的《淳化阁帖》最善本同时展出，以提供最好的对比观摩机缘。王羲之的字迹，如今存世的20多幅，几乎都被证明是后人摹本；而日本宫内厅所藏《丧乱帖》，相比之下最有晋时的笔风古意，只因世人绝少得见原件，这已是下真迹一等的绝品。因此，此作在1300年后得以重返中国，无疑成为此展重中之重，令学者、书法家、书学爱好者所注目。 　　观赏性反映在所选展品都是艺术水准极高的精品，甚具观赏的魅力。其中包括深为百姓熟知的唐代诗人贺知章的《草书孝经卷》、宋代理学家朱熹的《行书论语集注残稿》以及中小学生耳熟能详的书法临帖范本――唐代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虞世南《行书汝南公主墓志铭书卷》墨迹等。 　　 　　珍品云集　流传有绪 　　　本次中日书法珍品展的展品堪称既全又精，时间跨度从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