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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围城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当前，我国有一个特殊的婚恋群体一新生代农民工，他们中的大部分将在外出务工期间完成恋爱、结婚、生育等一系列重大人生问题。在城乡二元体制和高房价的现状下，新生代农民工游离于农村和城市之间，虽然他们逐渐接受了城市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但是由于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等的影响，其婚恋行为模式和观念总是弥散着其特有的乡村气息。 　　从恋爱方面看，新生代农民工呈现下面几个特点： 　　一是追求浪漫的现代婚恋消费。新生代农民工没有了田间地头的约会，没有了荷包、鞋垫传情，书信也被逐渐淘汰；他们逐渐学会了城里人的浪漫，通过送鲜花、发短信或打电话向对方示爱。 　　二是传统与现代交融的择偶标准。在传统型择偶中，更多考虑的是情感以外的因素，如家族利益、门当户对等，新生代农民工越来越将婚姻看成是个人决定的事情，他们开始更注重精神因素，更加突出人品的吸引和共同志趣，谈得来、感情好、有共同语言等现代择偶因素越来越受重视。 　　从新生代农民工的婚姻方面来看，呈现出的特点有：通婚圈的扩展和“户籍对应”的婚配模式并存；“闪婚”的出现；传统与现代交织的生育观；两地分隔的家庭模式。 　　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着感情孤独、难婚难娶、婚姻满意度低等困境。 　　困境之一是男性新生代农民工婚恋压力大、工作差、待遇低、非城非乡的身份，这些成了婚恋市场中男性新生代青年农民工面前的重大障碍。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农民工在第二产业从业人员中占58％，在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中占52％；在加工制造业从业人员中占68％，在建筑业从业人员中占80％。尤其在建筑业、加工制造业方面几乎都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首选。在封闭的建筑工地和封闭的工厂里，他们“眼里只有尘土和沙石、钢筋、水泥、机器”，“根本没有机会见到女孩子，工地上全是男的。”这些工作脏、累、苦，工资待遇不高，风险大，因此很难受到年轻女子的青睐。 　　婚姻配对的“男高女低”模式，使男性倾向于选择社会地位相当或较低的女性，而女性往往更多地要求配偶的受教育程度、职业、阶层和薪金收入与自己相当或高于自己。新生代农民工男青年大多在建筑业、加工制造业这些脏、累、差的行业工作；由于工作资历和技能等原因，他们的收入普遍偏低，甚至不如老一代，难以达到女青年对现代婚恋的期许。尤其在社会转型期，各种社会保障不健全的情况下，组建一个家庭也面临着不同的压力和困扰，新生代农民工的爱情与婚姻，同样需要以经济条件为基础，爱情尤其是婚姻不能建立在“空中楼阁”上。经济基础好一些，可以减少不可预知的未来生活风险和生存压力，“没有经济基础的爱情，肯定不会长久”。这也影响到新一代男性农民工未来的择偶。而不少新生代农民工也因为囊中羞涩，不得不暂时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工作中去，将“爱情和婚姻”搁置起来。相比之下，新生代农民工中的女性，她们具有包括肤色、长相、体型、相对年龄以及持家能力等更多的资源，这使她们中的一些人可以以此换取向城镇流动的机会，在婚姻配对的模式以及当前人口性别比失衡的状况下，男性新生代农民工这个弱势群体必然受到强烈的婚姻挤压，其婚恋的压力非常大。 　　困境之二是女性新生代农民工婚恋难。从理论上来说，女性农民工比男性农民工有更多的婚恋机会，但是通过分析可以看到，她们的婚恋同样遭遇窘境。女性农民工与市民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与工作场所相关的职业的、业务的联系，难以实现与市民平等的、朋友式的情感交流，加之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普遍呈现强度大、时间长、加班为常态的特点，她们休闲时间少，与外界交往的机会也随之减小，打工妹欲与城镇青年通婚困难不小。另外，从人口流动的趋势来看，目前，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流动人口中女性的数量已接近或超过男性，在某些中小型城市，女性流动人口的数量也迅速增长，而在未来的时间内，流动人口中男女两性的比例将趋于均等，大城市女性流动人口的数量将超过男性，大量的女工主要集中在玩具加工业、电子产品组装、服务、纺织制衣等行业，由于“女多男少”，她们寻找合适婚恋对象的机会不多，同时，女性的适婚年龄通常比男性短，新生代农民工女性的婚恋压力也不小，由于各方面原因错过黄金婚恋年龄的新生代农民工中的大龄女青年婚恋压力则更大。 　　“闪婚”、两地分居是导致新生代农民工婚姻出现危机的重要原因。以“闪婚”方式完成终身大事，缺乏相互了解和情感基础，为他们的婚姻生活埋下隐患。另外，由于经济上的支撑和较为强烈的乡土归属感，两地分居对第一代农民工家庭稳定影响不大，但是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他们大多是为追求社会地位的提升和生存境遇的改变而出外务工，乡土归属感极小，而两地分居使婚姻诸多功能不能正常实现，家庭中成员的关系纽带逐渐淡化甚至切断，导致婚姻危机不断。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对整个社会的发展和整合有着不容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