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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倩：感性写作，理性生活 　　《布老虎青春文学》：在“新概念”的考场上，对着一只有缺口的苹果，不无得意地完成了一篇叫《缺口的苹果》的文章，捧回了一个一等奖，于是更加得意。这是我想象中的场景。合乎事实么？不管怎么说，知道你，是始于“新概念作文大赛”，虽然你说“新概念”奖现在于你已没有太多花哨的装饰力量，但还是很感激“新概念”吧。 　　杨倩：当时我参加“新概念”的时候，并没有得意的感觉。写那篇《缺口的苹果》确实没有费很多力气，因为当时想这种比赛对我的升学完全没有影响，所以心态特别轻松，完全没有应付高考作文的那种“带着镣铐跳舞”的感觉，我想我终于获得了一个可以充分表达当时自己可能有的最独特的感受的机会。心里也蛮珍惜这样的机会的。可是绝对没想到因为这篇小文章捧回了一等奖。而且，其实当时跟我一起得一等奖的人里面，有我的高中校友和初中同学。所以，我完全没有觉得自己有多么了不起。可是，我也确实非常感激“新概念”，由于它，我在文学方面的才能得到了很肯定的认同。 　　 　　《布老虎青春文学》：你在南京大学中文系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专业读研，怎么会选这么一个专业？现在在美国University of Colorado at Boulder东亚语言文学系留学，中西方的教育或者文化，在你看来，有什么本质不同，可否举例说明一二？ 　　杨倩：我至今仍十分怀念在南京大学读书的日子，今年夏天回国的时候，我还去南大宿舍住了一个星期，希望能寻回往昔。我之所以选比较文学读全是因为我个人对外国文学作品的喜爱。我的兴趣一直在现代文学方面，可是稍加研究就发现，中国现代文学是根本离不开外国文学的影响。“五四”是个沸腾而激动人心的时代，可是其实并不是所有“五四”时期的作品都是瑰宝，里面也有众多流沙、鱼目，我们也会很好笑地发现有些作者真的是“东施效颦”。基于这样的观察，我想与其读现代作家们良莠不齐的文本，不如直接深入他们的源――外国文学。同时在我看来，中国现代文学上最有价值的并非直接的文学创作，而是翻译作品。朱生豪译的莎士比亚，查良铮（穆旦）译的普希金、拜伦，王道乾的《情人》，蒋学模的《基督山恩仇记》，杨苡的《呼啸山庄》……都比同时期的文学创作更有魅力和价值。 　　后来，我想出国，很大的一个原因还是觉得既然有心做一点研究，学问基础不能只建立在自己的一点小小兴趣上面。我读过的作品虽然不少，可是如果没有机会在另一个文化的场域里观察中国的文学，我实在没有信心做好所谓的“比较”研究。其实做学问和学知识最关键的还是一个眼界。 　　至于中西文化或教育有什么本质的不同，我觉得我没有资格来回答，毕竟我来美时间并不是很长，很多东西都无以深入。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所谓cultural shock在我们这一代留学生身上已经不太有了。其实，现在中国的学生对美国的了解远多于任何一个其他国度，该有的心理准备都有了，而深层次的文化冲击也不是一下子就可以意识到的。也许当我们真的体会到了些根深蒂固的cultural gap的时候，我们甚至会一笑而过：“没有办法改变的，不如就试着理解吧。” 　　 　　《布老虎青春文学》：在南京大学期间你做过一段记者吧，记者好当么？ 　　杨倩：我一直觉得，那段经历里，我与其说是在当一个记者，还不如说是以一个普通却略带挑剔的读者身份对南京五位出色的作家进行走访和记录。南京一直是我喜欢的城市，因为这里的书卷气，因为这里居住着很多出色的作家，是他们让文学在逐渐成为一片过度高产的麦地时保持住了某种儆戒。这么久以来，我在这个当代作家汇聚的城市里一本一本地读着他们的作品，有时是为了打发过于寒冷的冬天，有时是为了写些课程论文，而更多的时候是出于与另一些灵魂对话的渴望。可是我从未想过越过文字，直面这些其实就近在咫尺的作家们。如果不是那年8月我就要出国，也许我根本不会去做那些访谈，那次当记者的经历可以算是我与南京这个城市随时随刻可能告别前的礼物。 　　在对每个作家的访谈印象记中，我尽量避免过于拘泥的访谈形式，而是仅仅提供一个我的私人审读视野。我想，本来，读者与作品的相识会很偶然，也很主观，更何况与这些在文字中相遇了无数次而在现实中仅仅算惊鸿一瞥的作家们，我很难如同一个资深而老练的记者一样不动声色地忠实呈现他们的每一句话，也很难像理性的评论家冷静地剖析他们作品的人生透射和美学内涵。我所做的可能就是一个读着、研究着也写作着的后辈眼中的去除了神秘感的作家们。 　　当时报纸给我的自由空间也很大，我觉得普通记者的压力绝对要比我大。 　　 　　《布老虎青春文学》：在美国学成之后，是留下还是回来发展呢？想象一下，毕业以后的你会是什么样子呢？ 　　杨倩：现在我很难回答这个问题。我觉得年轻最大的好处就在于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 　　 　　《布老虎青春文学》：首届“新概念作文大赛”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