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近代上海民信局的兴衰(苏版)苏全有 崔海港.docVIP

论近代上海民信局的兴衰 苏全有 崔海港 （河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7） 摘要：上海民信局产生后，逐步实现了在上海境内由点到面的覆盖。五口通商后，上海商业渐趋繁荣，各地民信局争相在此设立总局或总办事处，上海遂成为全国民信局之总枢纽。上海民信局在基本业务和经营方式上与其他地区民信局并无二致，但仍具有鲜明的个性，如民信局数量居全国之冠，办理发行任务，业务范围拓展到国外等。后因民信局自身的缺陷，以及邮政当局的排挤和压制，民信局逐渐走向衰亡。虽然以上海为首全国民信局采取了请愿、行政诉讼等方式进行抵抗，但都以失败告终，上海民信局终究难逃罢废厄运。然而，民信局的热情服务理念以及民信局抱团、联合解决问题的方式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 关键词：上海；民信局；邮政 作者简介：苏全有（1966—），男，河南省辉县人，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图书馆馆长，博士后，省级骨干教师，省级学术技术带头人，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 崔海港（1990—），男，河南省鹿邑人，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学生。 目前学术界关于区域性民信局的研究主要有尤政《北京民信局史略》[1]、朱萍《贵州民信局的兴废》[2]、黄兴龙《温州民信局的兴与衰》[3]等。上海作为全国民信局总局或总办事处所在地，是全国民信局之中枢，学术界对此却少有触及。有鉴于此，笔者以上海民信局的兴衰为视点，梳理其脉络，并提出自己的看法，以推动相关研究走向深入。 一、上海民信局的产生与发展 民信局又称民局或信局，最早产生于明永乐年间，上海民信局则产生较晚，最早可考的是雍正年间在青浦县设立的方大成民信局。随着上海商业的进一步发展，商民对通信的需求日益迫切，上海民信局开始在郊县设立民信局或民信局分号。雍正年间，青浦县在南桥镇东街开设方大成民信局，专营民间书信传递，并与松江民信局交换信件。道光年间，在金山县开设的有全泰盛、汪协源、顺成三家民信局的分号，各商家订阅的《申报》、《新闻报》亦由信局投递。光绪元年，松江城区设有全泰盛、汪协源、顺成三家民信局，地点均在松江西门大街白龙潭至岳庙口一带。且松地民信局备有划船，往来于松、沪等地，利用划船和苦力运输寄往江海各口岸的信件和物品。咸丰、同治年间，宝山共有宝顺、全泰盛、老正大3家民信局的分号。嘉定地区的民信局最早则设立于1844年前后，并且后来居上，数量较其他郊县略多，主要有永义昶、王全利、信诚、全泰盛、宝顺、老正大等[4]。总之，鸦片战争前后，上海民信局基本实现了在上海境内由点到面的全覆盖。 五口通商后，上海工商业渐趋繁荣，逐渐成为中国第一商埠，各地民信局争相在上海设立总局或总办事处，上海民信局逐渐兴盛。1896年大清邮政开办，全国向邮政部门登记的民信局有300余家，其中上海70家，次年77家，均居全国首位。 兴盛时期的上海民信局主要分布在上海南北两个地区，分别集中于南市陆家宅桥咸瓜街和北市英租界二马路（今九江路）一带。内河信件多归南市信局寄递，江海轮船信件多归北市信局寄递[5]。 在经营上，上海民信局与其他地区的民信局相差无几。主要具有四个特点，一是服务主动，受理业务基本不受时间限制；二是传递信件讲究速度；三是注重信誉，遗失信物照单赔偿；四是收费方式灵活，对老主顾可以放宽期限。基于以上特点，民信局在当时受到了商民的广泛欢迎，对工商业的发展也起到了重要作用[6]。 不难看出，上海民信局在经营上与其他通商口岸的民信局并无多大不同，其显著特点是，“这些机构几乎全是在厦门和汕头以北的沿海口岸以及在整个长江流域经营业务的那些大型机构的总局或总办事处”，这则充分体现了上海民信局的重要性。其在广州虽然也有分支机构，但多与广州民信局的经营范围相重叠，且竞争力往往弱于后者。这时，上海民信局通常会向广州地方民信局妥协，并依靠其扩大发送网略[7]。这种情况往往只有上海民信局才会遇到，而上海民信局应对举措则显示了其独特的智慧。此外，上海民信局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办理发行业务。由于上海印刷业发达，报馆数量极多，上海民信局遂与各地报馆联络，批发大宗日报杂志。外埠信局兼办代派报纸杂志的，也都依靠上海民信局批发寄递[8]。总之，由于上海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商业中心地位，上海民信局不可避免的具有鲜明的个性。 此外，上海民信局开始把眼光放至国外，1880年《万国公报》[9]到了1896年，“溯查各口西人所设信馆收递华洋书信已历多年，就上海一隅已不下数十处。”[10]可见，十余年间，寄递华洋信件的民信局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转变。 二、上海民信局的衰亡 鸦片战争后，西学全面传入中国。邮政国营化开始被国人接受，并逐渐成为一种共识，私营的民信局随即成为被攻讦的对象。1873年，丁韪良撰文指出，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各处信局，俱系民间自行开设。其寄信亦止往通都大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