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结构服务化的组织取向.pdfVIP

论文 NO. 2018 年 1 发表时间: 2018 年 1 月 10 日 中国经济大转型：传统结构主义终结与 经济结构服务化的组织取向 袁富华 张平 摘要：中国经济结构性减速的发生，标志着依赖初级要素的传统 工业化模式的结束。在城市化逐渐成为增长主导力量，且全球化影响 日益加深的历史背景下，增强制度组织弹性以保证效率改善和应对外 部冲击，是大转型顺利推进的关键。国际经验对比显示，工业化向城 市化的大转型，本质上受到创新能力和经济组织两种门槛效应的制约， 重塑经济组织弹性以实现增长的内生性和效益的内部化，是应对各种 困难的根本支点。 声明：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论文发表实验室工作人员的研究成果，以利于开展学术交 流与研讨。论文内容仅代表作者个人学术观点。如需引用，请注明来源为《国家金融与 发展实验室论文》。 一、引言 两大增长背景预示着中国传统结构主义工业化路径的终结：一是 国内城市化的稳步发展，使其接替工业化成为增长主导力量；二是面 对全球化制度组织和技术力量的冲击，中国必须塑造经济组织弹性以 应对冲击风险。对于发展阶段向发达阶段跃迁的转型过程而言，以资 源动员机制变革为主线的效率模式重塑，是实现增长跨越的垫脚石， “全有全无法则”成为转型成败的试金石——亦即，转型存在制度和 效率门槛。 中国传统结构主义工业化方式为：第一，非典型的古典增长模式： 直接的政府干预和市场协调形成混合经济，推动生产供给主导的工业 化规模扩张，快速的资本积累以消费压抑为代价。第二，非典型的凯 恩斯主义：凯恩斯主义理论运作需要满足两个条件——较高的消费倾 向和公共支出增加，它们共同决定了较大的投资乘数，但在消费受到 抑制的条件下，中国不得不通过增加外向依赖运作经济。作为诸多工 业化模式中更加具有外生性、外向性和干预性的一种，中国把剩余劳 动力这种潜在储蓄顺利转换成快速资本积累，工业化绩效引人注目。 但是，鉴于中国传统结构主义自身的组织局限，工业化仅仅是工 业化。就像工业化结束时期其他追赶国家发生的制度硬化症状那样， 中国转型时期同样面临着工业化组织自身无法克服的困难：第一，政 府干预所形成的资本组织方式及其分割，扭曲了资本资源配置，国有 经济资本效率低下、民营经济资本效率潜力压抑的态势扭转缓慢。第 二，国外资本日益偏离效率改进路径，外资在制造业的资本深化和劳 动生产率提高缓慢，且日益倾向于房地产投资。对严重依赖外资出口 拉动和经济绩效提高的中国经济来说，这无疑扭曲了国内经济结构。 第三，工业化时期的内部劳动力市场和外围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与城 市化阶段人力资本积累提高和内生动力建设的要求相悖。 因此，必须高度重视经济组织弹性和适应性在转型过程中的作用。 作为经济组织弹性增强的突破口，加大对民营企业的支持力度是合适 的选择。就像工业化时期动员剩余劳动力这种潜在储蓄那样，城市化 时期的经济组织弹性是另一种有待动员的潜在储蓄。把潜在变现的可 行途径是建立政府—企业—教育一体化协同，这是一种强调以知识过 程构造保证转型成功的视角。 二、要素、组织与转型的一般分析 围绕欠发达经济体工业化推进和贫困陷阱突破，传统发展理论把 关注重心放在国家计划下的经济要素动员方面，基本假设是，政府干 预对于快速资本积累及相应规模效率的实现是有效的，这种经济绩效 的积极追求导致工业化阶段的结构性加速。然而，当大规模工业化过 程临近尾声，以下两个趋势的叠加将导致结构性减速——工业化向城 市化的演替以及中等收入水平向高收入水平的提升，此时，工业化主 导的增长逐渐朝消费和服务业主导的增长转换。因此，经济结构服务 化下，转型理论的关注重心也逐渐转变为合意的增长速度（产出和就 业的增长）与福利国家建设（人的质量和增长质量的改进）的权衡， 资本深化能否持续成为关键。 但是，城市化路径的国际比较显示，欠发达经济体工业化阶段以 政府干预促进增长的策略，在城市化阶段可能面临着困难。新的假设 是，围绕增长质量提高、消费结构升级的城市化过程和经济结构服务 化过程，是根本不同于工业化阶段那种围绕资本积累建立起来的效率 模式。基本推论是，原有工业化组织内部的增量调整，已经不适用于 城市化；特别地，必要的经济组织环节变革的缺失，可能导致效率持 续改进动力的缺失，诱发转型风险和转型困难。因此，转型的关键在 于重建适应于结构服务化条件的制度组织和行为。 （一)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