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食品安全法征文-重典之下基层食品安全不能仅靠严罚.docxVIP

新食品安全法征文:重典之下基层食品安全不能仅靠严罚重典之下，基层食品安全不能仅靠严罚　　去年十月，一部被称为史上“最严”的《食品安全法》聚焦了国人的眼球。早在该法修订征求意见期间，坊间就已高度关注、多番讨论，其中一个重要的共识，就是恪守“重典治乱”的法律精神，用法律的高压警戒来制衡食品领域中“道德滑坡”的乱象。　　于是，新食安法以“最严谨标准、最严格监管、最严厉处罚、最严肃追责”进入公众视野。所有人都在期待，重典之下，“舌尖上的中国”是否能就此真正走向安全、卫生、健康？　　然而，徒法不足以自行。新法要渗透百姓生活的神经末梢，必须依靠基层的执行打通“最后一公里”。毕竟，法律的威严在于执行的力度。没有执行，再完备的律法也只是一纸空文。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执行？　　我们知道，修订的意愿，是通过提高违法成本，让不良商家在追逐利益的同时，掂量违法与牟利之间的得失，摄于法律的威严重建食品领域的“道德高地”。尤其是近年来食品安全事故频发、丑闻频出，舆论质疑政府执政和监管，执政者试图从律法层面高度规范全国范围的食品生产经营行为，使消费者对食品安全重拾信心。　　新法中，影响最为深刻的，无疑是处罚力度的陡增，处罚金额从过去的几百几千元不等，骤然提高到5万元的基线，更有部分违法行为处罚从10倍增加到30倍，足见高层设计肃清食品乱象的铁腕决心。　　作为一名基层食品安全监管者，随着食品安全监管体制的改革调整，执行新法、守护健康，责无旁贷。　　但是，在实际的监管中，我们行走的是乡间阡陌，我们打交道的是老人妇女，我们头顶着顶层设计的威严，脚下踩着基层食品经营多年积结的坚固土壤，最深的感触，新法在基层落地，路漫漫其修远兮。尤其是依靠重罚杜绝食品安全隐患，缺乏实际操作性。　　在农村，曾在食品安全顽疾整治中遇见三个镜头，印象深刻。镜头一：偏远农村，一家小食杂店。　　一位八十多岁的留守老人，独自守在自家张罗的小店里。门前行人稀少，只有附近好心的邻居偶尔光顾，维持着老人微薄的收入。　　老人的儿子常年在外，多年前办理的营业执照早已过期。经营面临的困境，老太太的儿子不可能每年回来更新健康证延续经营期限；行动不便的老太太也不可能每次都大老远奔波到各个部门办理健康证、取场地证明、办理营业执照……　　于是，监管人员隔三差五地到实地规劝老人关闭小店，老人当面应允，这边关上门，工作人员前脚刚走，老人随即又开门营业了……　　多次告诫无果，终于，执法人员试图暂扣相关物品予以取缔。　　于是，就有了门前围观的村民、前来求情的邻居，冠以监管人员凶神恶煞、不体恤民情的恶名。　　对于“最低5万元的罚款”，且不论老人日常几十元的收入杯水车薪，即使没收全部经营家当，也不过数千元。这样的情况下，重典何以治乱？镜头二：一所农民工子弟小学的门口，一家小卖部。　　一位重度残疾的中年男子，在祖传的老房子里张罗了这家小店赖以生存，却迟迟办理不下营业执照。工作人员实地了解后，发现该老屋由于村里的历史遗留原因，被列入违章建筑范畴。　　在“三改一拆”的高压政策下，几乎所有的街道部门谈“违”色变，更别提提供相关的场地证明了。于是，这位残疾的业主被一纸证明卡在半路，成了无照经营，被工作人员列入了食品安全重点关注“黑名单”。　　明明是自家的房子，明明是想依法规范经营，却因为政府部门的一个印章被“无照”了……　　面对一位重度残疾却依然自力更生的男子，我们不知道，最低5万元的处罚对于他意味着什么；我们却明白，在监管部门执行最基本的取缔处置的时候，意味着对于一个坚强生存的生命，无情却无可奈何的打击。不禁想问，我们的政府，在坚持法治的同时，能否用德治的理念为我们基层那些挣扎在温饱边缘的的百姓拓展更多的救济途径？镜头三：农贸菜市场边上，一间破旧的平顶出租屋里。　　生活着外来务工一家三口，一对夫妻，一个上小学的儿子。不足三十平方米的房子，被隔成内外两间，一家人挤在里间，写字、电视、睡觉；外间经营面点。　　申报餐饮服务许可后，现场核查的工作人员反复指导整改。由于经营面积有限，场地的区域划分无论怎么调整都无法达到餐饮服务许可审批的标准，许可申请几度被搁置。工作人员多次劝其易租地址，规范经营。　　由于该店面地处人流密集的街道，小夫妻一次缴纳了一年两万多元的房租，如今却因为场地达不到法律标准无法正常经营，进退两难。只得冒着被查、被罚的风险绕开监管时间开始了游击经营。　　监管人员在“八小时外”光顾面店，只得反复做行政告诫。毕竟，店里的食品质量、卫生条件都符合相关规定，只是因为场地面积的硬性条件被行政许可拒之门外。　　重典治乱，我们可以对之处以“最低5万元”的罚款，但是对于举家在异地谋生的务工人员来说，小本生意尚未盈利，昂贵房租也打了水漂，巨额罚款无疑雪上加霜。他们的过失，也许只是为了缩减开支，被挡在新食安法高筑的标准体系之外……但是，法律必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