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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匪石非彼匪石 　　编者按：半午前，编辑部接中央音乐学院梁茂春教授的电话及荐函，推举南京一位“大二”学生的论文。读罢文章，同仁们虽感文笔稍显稚嫩、论证亦尚存不足，但诚如梁教授所言：学术刊物应多提携关注年轻人。随即，我们联络了国内其他研究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专家对文章和作者进行科研和写作的指导。现在，这篇普通高校在读学生的学习、科研心得已经撰就，我刊及时予以刊载。我们认为，刊载此文章的他种意义已经大干其自身的学术价值。我们期待更多的青年学子能从中获得教益。 　　首次接触到匪石的名字和他写的论文《中国音乐改良说》，是在高中准备报考大学音乐学专业的时候。那时我曾感到奇怪：为何有人用“土匪”的“匪”来做自己的名字?后来我考入南京艺术学院，阅读了张静蔚教授的《搜索历史――中国近现代音乐文论选编》一书，又拜读了张教授发表的文章，使我对匪石和他的《中国音乐改良说》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张教授认为，《中国音乐改良说》“是一篇中国近代音乐史的第一声春雷，是启迪同时期音乐家创作‘新音乐’的号角，是预示中国音乐将要走的新道路，从那时起，中国音乐开始转型，成为一种具有时代精神和特色的‘新音乐’，是我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篇完整而系统的音乐论文，可称为我国近代音乐史的启蒙之作”。这样热情的赞扬和极高的评价下，使我产生进一步了解匪石的强烈欲望。 　　我在张静蔚教授论文的注解中看到了匪石的基本资料：“匪石(1884～1959)，原名陈世宜，字小树，号匪石，别号倦鹤，江苏南京人。”除此之外，我还在网络上了解到，陈匪石于1947年至1949年在中央大学(现为南京大学)中文系教过书。南京大学离我们艺术学院并不远，我可以运用采访、咨询等多种方法，来进一步了解匪石。像他这样一位有学识之人，或许还有什么关于音乐的著作会流传于世，还可以被重新发现呢! 　　 　　一、寻找匪石 　　 　　我首先把发掘资料的目标定在他曾经工作过的南京大学。但是，从南京大学人事处与档案管理处得到的答复是：陈匪石的档案属于其最终逝世的单位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因此，要想取得陈匪石的信息就要去上海。后来我在南京偶然发现了陈匪石的一本重要词学著作《宋词举》，在此书的附录“陈匪石先生传略”中，有现任南京师范大学文学所所长钟振振教授对陈匪石详细的介绍，于是我立刻对钟教授进行了电话采访。出乎意料的是，我得到了钟教授这样的回答：“陈老在音乐上的成就我不是太清楚，但是在我的记忆当中，陈老只是一位了不起的词学家。”我告诉钟教授：“现在音乐界认为，陈匪石曾在1903年19岁时便发表了一篇十分有分量的音乐论文《中国音乐改良说》。”钟教授答：“你说的那篇《中国音乐改良说》，在词学界并未听他人提起过，会不会是搞错了呢?”虽说对钟教授的采访只有这么短短几句话，可是一连串的疑问却在我心中萌发了。 　　匪石与陈匪石难道不是一人?这样一个怪异的名字，怎么会两人都使用呢?后来我才得知：“匪”不单是“匪徒”的意思，还可以通假“非”，它出自《诗经?邺北?柏舟》篇：“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匪石”这个名字就是为了表达一种坚贞不渝的感情、信念以及决心。早在元代，就有国子监司业、集贤学士邓文原(1258～1328)曾字“匪石”。 　　既然在南京大学找不到匪石的新资料，那就祈求能在《浙江潮》涉及匪石的文章中，也许可以找到关于他本人的一点资料(张静蔚教授在《中国近代音乐史料汇编》中所收录的《中国音乐改良说》，标为出自1903年6月出版的《浙江潮》)。这样就可以与资料已经非常完备的陈匪石做一番比较，我想也许会得到比较满意的答案。 　　正巧，张静蔚教授于2007年4月到南京艺术学院参加“首届全国音乐学博导论坛”，我便趁此机会拜见了他。张教授告诉我：《浙江潮》共有10期，匪石的文章有4篇，《中国音乐改良说》和《浙风篇》中涉及到音乐方面的内容，在《中国近代音乐史料汇编》有所收录。 　　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在南京无法查阅到《浙江潮》，直到“大二”学期结束的暑假中，我到北京的国家图书馆，才读到梦寐以求的10期《浙江潮》(由罗家伦主编，1968年9月影印本)。从目录中发现：除第1期外，匪石在每期杂志至少有一篇文章被发表，这些文章的中心与《浙江潮》的创刊宗旨(关于中国改良和浙江改良)完全一致。可见匪石对于《浙江潮》来说，是一位极其重要的“主笔”人物呢。 　　 　　二、匪石其人 　　 　　在10期的《浙江潮》中，据统计共有54位作者为杂志写稿，但是匪石的文章数量居于首位，共有17篇(有些文章是由多个短篇文章构成)。其次为飞生、喋血生、公猛，分别为9篇、8篇、7篇。匪石的文章共发表在4个专栏中： 　　“社说”专栏，《浙风篇》分别在第4、5期连载，文字量约为7900字。 　　“学术文学”专栏，有《中国音乐改良说》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