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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环境对黄河文明形成的影响 　　在人类摆脱自然束缚进入文明状态的历史进程中，环境的影响是不可逾越的自然障碍，世界上所有的农业文明都诞生在农牧交错带(1)，这是环境给人类文明留下的烙印。由量变到质变是事物发展的基本法则，更是人类社会不断向前迈进的基本形式，伴随着人类社会每次质的飞跃，都与一群杰出的人物有密切关系。伏羲、神农、黄帝是掀开中华文明的三位最杰出代表，当代考古科学成就为揭开史前中华文明发展过程提供了更加可靠的证据。伏羲氏、神农氏和黄帝族在黄河流域数千年的相继耕耘，结束了黄河流域母系氏族社会，并通过父系氏族过渡，建立了中原第一个统一的奴隶制国家的“雏型”，成为“家天下”到来之前“国家”的过渡形式。由于历史久远和文献记载的缺陷，和世界上其他文明的产生过程一样，黄河流域文明的诞生同样充满了难解之迷，炎帝、黄帝作为中华文明始祖，其称谓的来龙去脉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本文站在自然史学和朴素唯物主义角度，通过对现有考古成果的分析，探寻炎帝和黄帝称谓的内涵、时代背景及其环境影响。 　　 　　1．伏羲、神农、黄帝及其时代商榷 　　 　　从人类文明起源来看，文明的到来是以被誉为“文明之母”的农业革命(1)，特别是旱作农业经济的出现和发展为前提的。从当代考古成果来看，距今一万年前后，陕甘交界黄土高原原始农业基本上已取得独立地位(2)。大约在距今六、七千年以前，黄河流域许多氏族部落最早达到母系氏族公社繁荣阶段，这一时期一些部落开始形成不巩固的联盟(3)，这正是传说中伏羲氏时代(4)(5)。相传伏羲氏传16帝，1260年(6)(7)。《竹书纪年》云：“古男女无别，伏羲始制嫁娶”(8)，这应该是黄河流域最早的对偶婚制度。吕振羽在《史前中国社会研究》一书中指出：“由非血缘群婚”到对偶婚的转化，并有了以对偶婚夫妇为基础的家庭胚卵，大约相当于传说中“伏羲氏、女娲氏时代”(8)。对偶婚是父系本位制度出现的婚姻基础。据说“伏羲作卦”已是父系氏族社会的事了(3)，由此可见，伏羲氏应该是黄河流域最早进入父系社会的氏族。 　　大约在距今五、六千年之际，黄河流域农业出现了一次质的飞跃，农业经济取代传统采猎经济成为当时最主要经济形式，这次农业经济的大发展与传说中的“神农氏”有着密切关系。相传神农氏发明了耒、耜，《周易?系辞》记载：“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2)(4)，耒、耜是用来翻土用的工具，它的发明一方面说明黄河流域农业进入了更先进的“耜耕”阶段，另一方面说明男子广泛进入农业生产领域，成为社会经济的主体，这就为男子社会地位高于女性提供了经济基础。相传神农传8帝，520年(6)，约在距今五、六千年之间。考古成果证实这一时期我国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一些氏族部落已先后进入父系氏族公社时期(3)，神农氏已进入母系社会末期和父系社会初期是公认的事实(9)。 　　经过伏羲氏和神农氏对黄河流域长达一千七百余年的耕耘，黄河流域社会生产力水平有了质的提高，劳动剩余和财富积累已到了很高的水平，这为私有制的出现提供了物质基础，以原始氏族公有制为基础的部落联盟的社会形态再也无法适应社会发展需要，部落之间、部落联盟之间及部落内各成员之间对剩余产品归属的利益抵触日趋严重，部落内各成员之间的小规模械斗逐步发展成为部落联盟之间的大规模冲突。大约在距今五千年前后，黄河流域进入了奴隶社会私有制取代原始社会公有制的历史大变革时期，从陕甘交界黄土高原一带迅速崛起的“轩辕黄帝”成为这一时期典型代表人物。《鲁语?上》云：“黄帝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明民”古时指“明上下，等贵赋”，“共财”是指山林、泽薮仍为社会（或国家）公有财产，这是中国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特点，在整个奴隶社会期间，山林、泽薮社会公有制一直被保留了下来。文献记载黄帝有封禅之事，有命官治民之举，有旃冕衣裳之作，这些都有将社会等级区分制度化的意义(10)。《商君书?更法》云：“伏羲、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8)，《史记?五帝本纪》云：“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鬻子》云：“黄帝十岁，知神农之非而改其政”(11)。从这些文字记载来看，黄帝与伏羲、神农有质的不同，众多历史文献中把伏羲、神农列入“三皇”之中，把黄帝列于“五帝”之首以示区别，这是有充分根据的。“诛而不怒”说明私有制国家形态已普遍被人们所接受(4)。从黄帝时代黄河流域大规模战争记载来看，五千年前黄河流域已经发展到原始社会最末阶段，凌驾于部落联盟之上的“国家”形态的出现已是该地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变革是社会发展的主流，制度创新从来都是社会激励机制的核心(11)。以黄帝为代表的私有制文明为农业种植提供了制度保证和激励，至此，土地上的作物和其他人工产品再也不会被视为公有财产，从而极大地提高了氏族(或家庭)农业生产的积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