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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雷兹他是谁 　　张丽达　译 　　 　　译者按：进入21世纪以来，对作曲家瓦雷兹①(Edgard Varese， 1883―1965)的关注，特别是随着他作品CD全集（1998）的结集出版，忽然间吸引了世界各地无数听众、音乐学家、尤其是当代作曲家们的视线。周文中先生从40年代起就是瓦雷兹的学生和朋友，为瓦雷兹《阿美利加》②的每一个音，作过多版本的勘误，并重新编订过瓦雷兹的两个版本的总谱③。作为世界公认的瓦雷兹专家，他在这篇文章中很精准地介绍了瓦雷兹和他的创作思想，在目前国内对于瓦雷兹的研究资料极难找到的情况下，这篇相当权威的、并且是最新的文章，将更正以往我们在瓦雷兹研究中的一些偏差，帮助我们理解他的音乐创作，使更接近于真实。这个曾在四处碰壁的冷遇中仍不断思考、试验着的孤独的作曲家，今天，是什么使他的音乐令21世纪的我们感到新异和震惊？ 　　“音乐――它应该是生命的悸动，需要新的表达方法，而且，与科学为伍能够为它注入青春的活力。我梦想许多乐器服从于我的思想，而且还梦想，它们是以整个尚未知晓的音响世界的造化，在我内心节奏的一些紧急关头，必将会被借用到的。” 　　 80年前瓦雷兹写下了以上的话。说到底，这个曾使世界瞩目的人，他是何人？ 　　 所有认识他的人都会说：“他是一个充满阳光的人。”找不到比这更贴切、更适合于他的词语了，这句话，瓦雷兹过去常常用来描绘他所钟爱的铜管乐器。 　　 一个有着高尚贵族气的人，他永远热情、慷慨和彬彬有礼；一个有着无尽精力的人，他是年轻的、充满活力生机勃勃的；一个有着巨大智慧的人，他坐拥满是玩笑和逸事趣闻的宝库，而且才思敏捷、应答巧妙。但他也是一个火力很强的人，一个真理和高品质的不妥协的捍卫者，一个对庸才和巧伪人不认输的敌手，一个有远见的人。他从没有屈从于社会的常辙，没有屈从于他所处的文化传统，他安身立命所遵从的，是一种更高秩序的法则，他自信于自己的命运，他同那些对手们以及他的时代作战。 　　当他还是个孩子，父亲为他准备着工程师的生涯。他为学音乐对抗着父亲的愿望。在11岁的时候，他为朱莉斯#8226;威尔尼的马丁写了一个歌剧。 　　之后，当他知道了伟大的赞比西河④，他便想象着狂暴的逆流，漂移的残骸，跳动的生命，他梦想着将这些相互渗透的篇章移植到声音的王国之中去。甚至那时候，他的探索之心已越过了天际线。 　　他和丹第、福列的保守主义作战，先后接连离开了圣歌学校和音乐学院。这些方面，他和他的父亲倒是一致的。另一方面，他在学校全神贯注地投身于中世纪音乐、文艺复兴和早期巴洛克时期杰作的研习，这种专注投入从未离开过他。 　　 他在巴黎、柏林、圣达菲、纽约建立和训练一些合唱团，并在很多年里连续不断地演出这类伟大的音乐，直到有一天他被给予了这样的机会，去实现他生命的梦想：创作电子音乐方面的音乐“有组织的声音”。 　　 作为一个年轻的叛逆者，他是罗曼#8226;罗兰笔下约翰#8226;克利斯朵夫的原型，当罗曼#8226;罗兰给一个朋友写信提到瓦雷兹的时候，他说：“约翰#8226;克利斯朵夫是确实存在的。”德彪西对他待之如友，德彪西说：“如果那音乐来了，并且是你自身的，你有权用你所想用的方法，写下你所想要的。你的音乐出来, 就是你自己的东西。” 　　在柏林，布索尼成了他的保护人，布索尼鼓舞人心的关切助长了他形成自己的革命性想法。 　　 作为占有一席之地的指挥，他最初的成功是在1914年1月4日。当时在布拉格，他和捷克爱乐乐团为《圣#8226;塞巴斯蒂安的殉难》举行音乐会形式的首演，但猝然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毁了他在欧洲正徐徐上升的事业。 　　 1916年的圣诞夜，瓦雷兹到了美国。“阿美利加”这个特别的词儿，从他的童年时代起就意味着全部的发现、全部的冒险……和未知的一切。 　　 在纽约，他成了被人崇拜的名作曲家，如果他乐于迎合一下市面上的品味和一时之兴，他可以迅速成功。但是，瓦雷兹来到新世界是为了追求另一个新世界的，那就是音乐。他选择为新音乐而战，而不是为旧习惯掌勺。 　　 　　 他辞职了，去做了新交响乐团的指挥，这个团是为他而建立的。 　　 在1921年，他和卡洛斯#8226;萨尔泽多一道，建立了国际作曲家协会。作为该组织的主席，后来的六年里，他给予新作品美国首演的有这些作曲家：巴托克、贝尔格、凯瑟拉、考威尔、查韦斯、奥涅格、克里尼克、马力皮罗、米尔豪德、拉格利斯、勋伯格、斯特拉文斯基、席曼诺夫斯基和韦伯恩等。 　　 瓦雷兹一直是一个国际主义者。在他付诸实行他的理想的前两年，1919年3月20日，他给纽约时报写信说，“我确定要筹划一个各国在艺术方面的联盟，它不需盟约，它将在关于世界的心灵立场方面，独立地存在……只在于艺术――音乐，文学，绘画。 一个人可以被介绍给另一个人，在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