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丽珠]那些通往全世界的个人意念.docVIP

[韩丽珠]那些通往全世界的个人意念 　　行前，我在想，我将看到的是香港，或者不是香港；我将听到的是韩丽珠，或者不是韩丽珠。我的意思是，我是先读到她的文字而产生一种想象，而相较于所见，话语应该更接近文字。她会怎样解释自己的文字，以及我所认定的她笔下呈现的那个“香港”？ 　　 　　我只是选择了与别人不同的爆发点 　　 　　“青春期时，我常觉得自己是一个很老的人困在一个很小的身体里。我有种感觉，全人类对十几岁的人的想法和无形中加诸他身上的期望，或不让他去做的事，其实大可不必如此。”韩丽珠无疑是早慧的，早在十四五岁，她就在报纸上发表绝不学生习作的短篇小说，而当我请她回想青春期的状态时，她说了以上这段话。她说，虽然当时没有跟同学聊过这些想法，但，“他们应该不会不觉得吧？”而她，是深入去想的那一个，从而有了不一样的选择，她称之为“爆发点”的处理方法――写作。 　　中一时，韩丽珠无意间在图书馆看到了三岛由纪夫的短篇小说集，那是有别于以往所看过的大众通俗小说的世界，“在客观事物中夹杂着心理描述，有一种很极端的语调在里面。三岛由纪夫和米兰昆德拉等作家的作品，启发我找到心里的声音，让我知道有一些写作的可能性。” 　　之后，韩丽珠开始了她一个人的写作路途，作品陆续发表于《星岛日报?文艺气象》、《新报?Magpaper》等文学副刊上。期间，她参加过香港的第一个写作班，却发现自己“无法在那么系统的学习里获得太多东西，难以从别人的方式找到适合自己的路”。 　　现在也在学校里教授写作班的韩丽珠，认为现在的学生和当时的自己没有太大差别。“人在某一个年纪，心里有很多力量要爆发出来，不过每个人的爆发点不同，有的人是画画、摄影，有的人开始注重打扮、谈恋爱，又或者打架、闹事，他们可选择的东西很多，可能性很大。但选文学是少数。少，是常态。” 　　 　　过另一种写作生活 　　 　　韩丽珠选择了少数。而这在高度商业化的香港，并不容易。 　　她的第一本小说集《输水管森林》，由香港艺术发展局补助出版，首印一千本，顺利铺到书店的只有三百本，其余全部退给了她。书放在逼仄的家里，最后只好扔掉。“当时没有想到是心血，只是觉得书塞在家里好烦，早知道就不要出了。书扔了，浪费了很多纸，不是很环保。”只是这样吗？我还是怀疑。 　　韩丽珠说：“我觉得事件是很中立的，事件的发生是让自己认清一些事和在事件里多看到一点关于自己的东西，会去思考自己的价值观到底是怎样的。我第一、二本书的出版过程都不是很顺利，有很多波折和困难。但我不觉得这件事是很负面的经验。所有事情的发生都会让我自问：在写作这件事上，什么是最重要的？有很多读者很重要？有一个作家的身份很重要？还是那本书卖得好，我有很高的地位，人人都尊重我？我发觉这些东西都不重要。如果有些东西写出来，不是为了发表而写，而你觉得有意思，才会一直写。” 　　虽然目前全职写作，但为了谋生，她也需要兼职教授写作班，以及为报刊撰写采访稿。这似乎是香港作家的生存方式：西西曾是小学老师，黄碧云的正职是律师……作家的身份犹如卧底。韩丽珠原是《明报?世纪版》的编辑，每天做着如制衣女工般的事情，“将一些新闻排版连在一起就成了报纸”，这种感觉在SARS期间显得更加强烈，“这个工作假设了做着这件事的人，应该很清楚外面发生的事，但事实上我只是坐在办公室做事”。SARS过后，她辞去了编辑的工作，那时候，一些小说的意念正好有节奏地出现在她脑海里，她觉得，它们应该变成一本书，这就是后来的《风筝家族》。 　　同名的单篇小说是第二十届联合文学小说新人奖的中篇小说首奖。当小说完成时，刚好遇上文学奖征稿，韩丽珠怀着“试一下”的心情参赛，却展开了她在台湾出版作品的历程。“那时已觉得在香港出版没什么出路，香港的大出版社不太出文学作品，都是很有心的小出版社在出，即使再出也是差不多的经验。在台湾出版会有多一点不同的人看到，我想要有新的经验。但无论是得奖，还是出版，那些都是很虚幻的东西。可以出版，甚至有很多人看，当然很好；但是不是说没什么人看的作品，没什么人重视的作品，它就不应该存在呢？这个世界应该有不同的东西。” 　　在我面前说起这些的韩丽珠语气平淡，但我总觉得，她一定承受过压力吧，在写作与生存之间，在写作这件事的“正当性”上？她说，自己是“作者”，不是“作家”。“身处的社会环境，大家对作家的看法、对书的看法，都会影响到作家如何去看待写作这件事。在香港写作的人，第一，并不是那么备受尊敬，第二，自己也不会觉得是一件那么严重的事。写作是我花最多时间去做的事，‘作者’比较贴近我在做的事情，‘作家’似乎就超出了事情本身。”但她并不认为香港的环境不利于写作，否则如董启章，如她等作者就不会出现。她也希望为香港文学做点什么，无论是早前参与文学杂志《字花》的编辑工作、教授写作班，还是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