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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个好生意”――但也不一定要是 　　台湾文化界开年第一件大事，就是宏?集团创办人、智融集团董事长施振荣，受邀出任台湾最高行政单位下属文化艺术基金会新任董事长，而且有九位企业人士担任董事。施先生不但是此基金会1996年1月成立以来，第一位出身企业界的董事长，《工商时报》更称这个任命是“最具转型象征的布局”。 　　但夙有清望、历任东海大学建筑系主任、自然科学博物馆馆长、台南艺术大学创校校长、世界宗教博物馆馆长，并曾任上述基金会第二届董事长的建筑学者汉宝德，却立刻撰文表达忧虑，认为如果这项人事改组不是企业界要捐赠更多钱做文化公益，而是要让企业家来“经营文化事务”，那么他呼吁基金会“不能企业化”。 　　因为据报载，施董事长“未来将致力开创艺术与企业合作的新局，用推出计划的方式，争取更多企业界的参与。但所谓自助而后人助，艺文团体要争取企业界参与，施振荣也指出艺文团体首先要努力创造出自己的价值，以价值吸引企业投资，而投资所获的利润，又可再投资到艺文团体，成为不停轮转的活水。” 　　这段话是标准的“投资”概念：先有投资标的，提出有吸引力的BP(运营计划)，经营获利，企业才再把利润投入该事业，“成为不停轮转的活水”。 　　汉先生直言：“要艺术界接受投资的概念，创造自己的价值以吸引企业投资，这不是目前流行的文化产业的概念吗？那么未来的这个文化艺术基金会也成为文化产业的推动机构了吗？如果是这样，严肃的艺术界对政府还有什么指望呢？” 　　我找出这个单位的成立宗旨，依该基金会网站简介：基金会“最重要的业务，就是赞助、奖励、培育、推动和辅导民间艺文工作者或团体”，而其“支持的艺文活动类型涵括文学、美术、音乐、戏剧、舞蹈、文化资产(包括民俗技艺)、视听媒体艺术以及艺文环境与发展等，并因应时代潮流，鼓励创新的、具突破性、实验性与新观念的各种艺文形式。” 　　听起来是“赞助、奖励、培育、推动和辅导”，不是投资，更非必须获利的投资。 　　再以基金会设置条例来看：“本基金会之业务范围如下：一、辅导办理文化艺术活动；二、赞助各项文化艺术事业；三、奖助文化艺术工作者；四、执行文化艺术奖助条例所定之任务。” 　　怎么看，都像以“补助、赞助、奖助”为本的单位，而与企业“将本求利”的精神背道而驰。连开店做生意的企业，天公地道想赚钱都常常蚀本、关门，该基金会如何确保他们过往照顾的众多创作、展演、研究个人或团体，现在个个都能将本求利，以“证明自己的价值”？ 　　汉先生近年不止一次强调：“文化艺术与文化创意产业是相关却不相同的两件事。政府立法奖励艺术，是因为严肃的艺术不是可以赚钱的产业。而文创几乎与大众文化相通，常常是由企业主导的。” 　　在这个基础上，我完全同意他的忧虑。这世界上很多东西是卖不了钱但又极端重要的。我们如果对文化采取最扩张的解释：“生活的全部意识和行为”，那么文化当然不能、也不应该被要求直接拿来换钱。 　　跟“教育”可区分为义务教育、非义务教育、高等教育、成人推广教育、商品式教育等区块一样，文化本来也就有方方面面的创造行为，其中有的成品会有人愿意出钱，有的没办法，或者虽有但饼很小、不足以因应开销与长期发展。甚或，有很多是政府不需要人民出钱、却极端需要他们欣赏、参与、吸收的文化事物。 　　施董事长强调的，固然是传统文化艺术界欠缺的“艺企合作”观念与技能，期许这些成员能多正视“市场经济”和“观众反馈”；但若下错猛药，认为“努力创造自己的价值”就必须和“有卖相、高票房”划上等号，显然本末倒置。 　　这世界上的事物各有价值，但只有“被客户认可的价值”才有“价格”，而企业界的人一定会从业绩、票房等数字来论成败。这时我们不免担心，很多艺术文化的内容物可能“优质”、“创新”、“实验”或“高端”，却尚不为市场或大众接受，以后会被该基金会的掌门诸公，视为“一滩死水”。 　　当今出现在传统媒体或新媒体的畅销文化产物，往往非传统定义的“优质”，而是“迎合大众欲望的质”，这是无须辩论就可察知的。 　　就像刚得“杰出通识教育教师奖”的台湾大学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院长黄俊杰博士，感叹“学生只爱读《哈利?波特》，老师就不教莎士比亚”，类似现象确实越来越多。 　　理当比大众或媒体更沉潜深厚的文化艺术基金会，在贸然进行“改革”前，有兴趣严肃思考这个问题吗？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