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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保护地内居民受益的自然资源经营方式 　　[摘要]本文通过对九寨沟自然保护区的研究发现，在现行保护地管理体制下，由保护地管理机构主导、当地居民参与的股份制经营方式能较好地保障居民利益并保护资源；但资源经营的安排者和生产者未彻底分离致使经营效率低下，并影响该经营方式的可持续性。本研究认为九寨沟式的股份制经营方式仅是一种折中的方式，长期来看应将资源经营的安排者和生产者彻底分离。 　　[关键词]保护地；居民受益；旅游经营方式；股份制；九寨沟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07)03－0012－06 　　 　　1.前言 　　 　　中国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包括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和森林公园等，它们多数处于贫困地区。以自然保护区为例，2000年在我国540个国家级贫困县中，195个贫困县内有国家、省、市、县等各级保护区277个，即超过1/3的国家级贫困县域范围内有近1/4的自然保护区[1]。特别的，保护地内居民郊区外居民贫困。2004年对33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生物圈保护区进行的问卷调查发现，60%以上的保护区内人均收入小于或等于区外人均收入[2]。造成保护地内居民贫困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多数保护地位于交通不便的偏远山区(这也是其资源得以存留并成为保护地的主要原因)，经济基础原本就相对较差；二是建立保护地限制了居民使用自然资源，加深了其贫困程度。在无其他收入来源的情况下，居民很可能会偷猎偷采，破坏自然资源。因此，当前国内外在自然资源保护领域普遍的共识是，保护必须结合当地居民的经济发展[3-4]。 　　旅游业是发展保护地经济的一条途径。自然资源除了具有“间接使用价值”和“非使用价值”(通常也称为长期价值)外，还具有“直接使用价值”(通常也称为短期价值)，如游憩价值，这意味着保护地内的资源是可以经营的。由于普遍拥有优美的自然景观，多数保护地都已通过开展旅游业获取收益。 　　不少学者认为保护地居民也应是保护地资源的所有者之一[5]，所以他们应该享受到旅游带来的收益。然而，现实的情况是许多保护地居民被排斥在旅游经营的受益之外。1997年，在已发展旅游的保护地中，只有10．7%的保护地能让50%以上社区居民从中受益，而22．7%的保护地从未让居民受益[6]。忽视区内居民利益易导致保护地管理机构与居民的矛盾，并且危害自然资源的保护。例如长白山自然保护区的部分居民迫于生活曾在区内非法狩猎和采集药材，严重破坏了区内自然资源[7]。 　　所以，在我国以及广大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若能建立对资源直接使用价值的可持续利用机制，则是平衡保护与发展矛盾的有效途径，也是保护地长期价值得以续存的根本保证。 　　那么，保护地内自然资源如何才能达到可持续供给?这一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国自然保护区相关管理部门和学术界。当保护地进行旅游经营时，消费者只有购买门票才能进入保护地进行旅游活动，此时自然资源具有排他性；而在自然资源的承载量范围内，消费者对自然资源的享用不会减少他人对自然资源的享用，这又体现出其非竞争性。因此，此时自然资源属于一种准公共物品。准公共物品的供给包括安排和提供两部分，安排是指由谁来生产和提供该物品；提供在此是指自然资源的旅游经营。准公共物品的安排者和生产者可以相同，也可以不同。萨瓦斯[9]对公共物品供给中现有的安排者和生产者关系总结如表1所示。 　　 　　随着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逐渐过渡，我国保护地的旅游服务供给，已从最初的政府安排政府提供(如保护区管理局的自我经营)扩展到政府安排私人部门提供，如合同承包、特许经营等多种供给模式，也出现了传统的公共物品供给中(表1)所没有的模式，如政府部门与私人部门共同经营的股份制。但是，这些模式中鲜有兼顾保护与当地社区发展双重目标的成功案例。例如合同承包、特许经营等经营方式几乎未见纳入居民利益，大多数的股份制经营也未纳入居民利益。例如，经营瑶琳仙境等景点的浙江富春江旅游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成立时由国家股、发起人法人股、社会定向法人股、个人股组成，几乎未涉及景区居民；2000年公司以部分景区经营性资产人股上市公司“国旅联合”，景区居民利益仍未得到直接体现；青岛琅琊台风景名胜区开发有限公司由11家国有资产股东组成，无职工和个人股；柯岩风景区开发有限公司先后吸纳47个单位和个人参与景区投资建设，未包括景区居民利益[10]。居民受益不能保障潜在威胁着自然资源供给的可持续性。 　　与之对应的，九寨沟自然保护区采用纳入居民利益的股份制经营方式，不仅保障了居民利益，还良好地保护了自然资源，吸引了国内外保护地管理者前来学习和寻找可持续的自然资源供给方式。九寨沟经验在公共管理理论上应该如何看待?其取得良好效果的前提条件是什么?未来的发展方向又是什